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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类比”
之间的重要差异。
②施米特在神学向世俗事务的移植中找寻政治概念的起源，而布卢门贝格则指认从神学词汇和神话中“隐喻的借取”
行为，以此说明现代政治和社会现象的合法化与权力化。
③这一问题，可以回到被施米特称为“完美的人格主义和决断论主权”
的理论家霍布斯①来加以审视。
霍布斯“请来”
了具有神的庄严外观的国家主权，但他很不自然地写道：“利维坦，用更尊敬的方式来说，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
霍布斯并不关注一种权力是由一个人还是由一个议会来掌控，主权对于他来说只要被唯一的权威所把握即可。
这种权威作为一个国家的“人”
，既可以是一个君主制下的“自然的人”
，也可以是一个议会制或共和制下的“人造的人”
②。
当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时，我们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上帝和君主的统一仅仅只是一种隐喻。
这样一来，利维坦的合法性就不依赖于它与个人共享同一性的本质。
霍布斯的利维坦与上帝之间的类比性，仅仅只在它们各自领域内可类比的无限权力层面上才可以言谈。
霍布斯很难称得上是绝对君权理论的代表人物，许多主张绝对君权理论的人，都因为他将神的约束当作自然理性的依附而恼怒。
他的范例对于假定无限制的政治权力和神的无所不能之间的直接同一性，是一个警示。
在评价政治话语中神学类比性的角色时，布卢门贝格正确地提到了实际语境和情形的重要性。
施米特的世俗化主题给政治术语中神学概念的运用贴上了一个必然性的标签，似乎只要我们谈论政治权力，就必须运用神学的结构。
这会因为将各种各样的政治语言缩减为一种同样的话语结构而遮蔽它们之间的实质性差异，也会将神学概念服务于政治目的或反映历史主角对他们时代之需要的理解而不是表达政治概念深层结构的程度降到最低。
这一点在施米特的政治理论中是十分明显的，他的《政治神学》的结论就是对矗立在魏玛共和政体之上的无约束的独裁权力的支持。
对于19世纪早期的反动者来说，对政治神学的求助，随着他们精明地承认那个时代积极的力量但又着力阻碍这种力量的发展而加速。
这不是说政治神学仅仅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意识形态的操纵，而更多的是指复辟政治理论将深层的信仰和宗教一政治象征主义的资源纳入其中。
神学和政治思想的统一是政治策划的一种结果，因而这种统一本身就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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