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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黑格尔那个一目了然的信念——现存的国家是精神的客观表现——对在政治现状面前的顶礼膜拜的斯塔尔来说也是极具**力的。
①然而，斯塔尔被巩固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所困扰。
像谢林以及思辨有神论者那样，斯塔尔开始质问：哲学是否必须导向一种消解个人上帝的逻辑辩证法?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斯塔尔感觉到他走入了绝境，到了雅克比早在40年前就描述过的那个选择面前：他要么选择哲学，这有可能使他由此沉入虚无主义的泥沼；要么选择信仰，这就要为了个人的、鲜活的上帝的“实现”
而放弃哲学的严密。
这些依然困扰他的问题并没有束缚住斯塔尔的勤勉，1826年他回归到大学的学习生活中。
在很快完成法律学位的学习之后，他在慕尼黑的一所新设立的大学得到了一个职位。
②这样一来，他就能够在1827—1828学年第一学期直接参与到谢林关于实证哲学的著名的慕尼黑讲座中来。
在谢林的思想中，斯塔尔发现了一条可以通过雅克比两难抉择的路径，这使他大受鼓舞。
谢林对在黑格尔绝对理念中达到顶点的哲学“否定性”
的尖锐批判，为人格的自由提供了一种哲学的证实；而谢林将信仰具有自由创造力的个人上帝的必要性论证为实证知识的前提，为斯塔尔包含雅克比诗性直觉的信念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正如斯塔尔回忆的那样，谢林的“自由体系”
使他有勇气迈向“哲学的新纪元”
①。
19世纪20年代后期谢林的“发现”
消除了斯塔尔知识上的危机，为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法哲学》的写作扫清了道路。
谢林影响之强大的一个佐证在于，《法哲学》第一版基本上完全复制了实证哲学；斯塔尔在随后的版本中虽然竭力将他与谢林区别开来，但谢林的印记却是无法擦除的。
②谢林唯意志论的所有要素都存在于斯塔尔的基本概念当中：对黑格尔逻辑的批判、对泛神论和有神论的区分、对必然和自由的划界、对概念与存在的分离、对有条件的和有限的个体性以及创造的自主性的强调，如此等等。
甚至于，斯塔尔的历史观也直接建立在谢林的确证性和自由的理论见解的基础之上。
斯塔尔将他的法哲学描述为一种“历史的”
理论，这屡屡被指认为他是在向萨维尼和历史法学派致以谢意。
但这种关系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
他是萨维尼的一个支持者，但又不是无批判的信徒。
他认可萨维尼对实证法的偏爱，但他担忧萨维尼的那个观点——实证法在演进时与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性格是相一致的——隐含了一种危险的相对主义，因为这一观点完全不可能为法提供一种先验的规范。
当斯塔尔阐述他“历史的”
观点的时候，他是将法的发展与谢林如下的神学观点联系起来：世界是自由的上帝的行动，人类在得到上帝的许可之后参与到世界中来，进而展示自己的自由行为的能力。
作为一种对抗斯塔尔认为使“危机”
和“决定”
从属于被决定了的历史过程的理性主义政治理论的观点，“历史的”
意味着对世界中具有自由创造性的意志之角色的一种欣赏。
在开引个人上帝、人类个体的自由行为以及历史行动的事实性之间的关系时，斯塔尔明显地在政治上倾向于雅克比18世纪80年代阐述的有神论的现实主义。
作为这种有神论现实主义之历史理解结果的“实证法”
，完全不同于萨维尼所讲的实证法，因为斯塔尔相信实证性并不在于一个民族的演化，而在于统治者人格的裁决的权威。
①重要的是，萨维尼本人越来越倾向于接受斯塔尔对实证法的重新界定，这位最著名的历史法学家在19世纪30年代就是以斯塔尔的政治形而上学来巩固自己的理论的。
在将上帝的人格描述为“世界的原则”
②的过程中，斯塔尔发展出了一种同源的观点，以此支持个人君主的权威以及我们会在下一章中看到的个人财产的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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