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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护单一的、可感知的事物（如金钱等确定的事物）而生成的“爱”
。
②
在一首题为“商业投机以及对一个坏的时代和基督教世界的贫乏产物的抱怨”
的反讽诗中，费尔巴哈写道：
自从信仰成为了模式，一切事物都静止不前，甚至头脑中的观念和静脉中的血液也停下来了。
在市民美德和一种对正确事物的确切感知构造起城市的时候，
我们拥有什么样的牢固基础!
在公众没有被阻止进入美德的那些日子里，破产的状况比今天要少很多!真正的坏的时代到来了，最深重的悲剧就在眼前。
基督徒不允许我们进口任何外部的产品，
如果我们精神消费的管理者没有像耶稣那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那么他们就会禁止外部产品的输入，哪怕是好的产品。
①
费尔巴哈的这首反讽诗包含了许多社会和政治批判的潜在要素。
其中，关于破产和贸易保护的经济学隐喻，为了宣指基督教文化在精神和政治上的死亡，利用了基督教文化本身的价值。
在“过去”
，美德是市民的公共财富。
费尔巴哈对“过去”
的呼唤，并不是一种怀旧的表达，而是一种修辞手法的运用，是为了使对当代基督教社会之唯我的、自私的、去政治的价值的批判更加尖锐。
费尔巴哈曾预言，“警察不久将会成为宗教的基础”
②，而这首反讽诗也指出了基督教国家在维持这种情况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这首反讽诗以及其他诗篇中，“外部的产品”
大概指的就是法国启蒙运动以及在1830年重新掀起但在德国又被镇压的革命中的无神论精神。
我们知道，到1830年的时候，黑格尔的那些神学和哲学敌手开始普遍地指责黑格尔的哲学取消了上帝的人格以及灵魂不死的观念。
正如费尔巴哈在其博士论文中所做的那样，他是接受黑格尔的批评者们归于黑格尔本人的那些结论的。
他谴责黑格尔的批评者都是主张复辟的人，在他们那里，“似乎过去岁月的鲜血之河在被漫无目的地冲刷”
③。
而且，费尔巴哈将他对神学之人格的批判系于他对私人的、自我中心的、去政治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批判，由此使前者（对神学之人格的批判）具有了政治意义。
就此而论，费尔巴哈公开地要求一个公民在积极地实现共同体之精神的过程中实现美德，以及从他自己的泛神论的人本主义中引申出民主政治的思想，都不会显得过于唐突。
虽然这些结论在《死亡与不朽》中还显得十分含蓄，但它们预示着费尔巴哈后来更为激进的批判，也预示着19世纪30年代晚期以及40年代左派的一些重要政治思想的出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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