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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费尔巴哈对“哲学基督”
的指认，很快成为青年黑格尔派克服黑格尔“绝对观念”
之客体化的中心隐喻。
《实证哲学批判》并没有把黑格尔直接地与对思辨有神论的攻击联系起来，但到了1839年，费尔巴哈有了一个变化。
在发表于卢格主编的《哈雷年鉴》上的《黑格尔哲学批判》中，费尔巴哈宣告了他与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决裂，这对青年黑格尔派之“反黑格尔”
转向影响至深。
无疑，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公开决裂，是他对黑格尔长期以来的顾虑（他早在1827年就表达过这种顾虑）导致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自己唯心主义之根进行自我批判的内在过程。
然而在许多方面，他的黑格尔批判源自于他对实证哲学的批判性反思。
一个事实是，当反黑格尔之声音日渐高涨时，就特别需要将对黑格尔的批判性讨论导入到多种路向中。
费尔巴哈1835年通过批判康德主义者卡尔·巴赫曼的《反黑格尔》来捍卫黑格尔时，实际上就已经推进了这一思想方略。
考虑到在当代德国思想生活中对黑格尔的置换，费尔巴哈在1835年清楚地感知到应当谨慎地掩盖他对黑格尔的诘疑。
即使到1839年年初，他依然担心他自己对黑格尔的批判会在有意无意中放大以合唱的方式出现的嘲弄、污蔑的反黑格尔运动。
不过，他在给卢格的信中又这样写道：“对黑格尔的批判不仅应当掌握在他的思想敌人的手中，而且也应当将批判的接力棒传递给那些敬重黑格尔并把黑格尔好的精神当作他们行动的思想智慧的人。”
①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费尔巴哈与谢林哲学的密切接触以及他的同道人让他逐渐相信，实证哲学远远不是一种哲学的偏误，更为根本的是在它那里暴露出现代思辨哲学的内在性质。
也就是说，实证主义那种特定的将神学与哲学混作一谈的无羞耻的行为，正暴露出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所有形而上学思辨的内核。
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批判实证哲学的那些观点，能够而且在实际上也运用到了对黑格尔的解析上。
最先在《实证哲学批判》中开引出的基督教转世说与绝对观念的偶像崇拜论之间的类同性，变成了《黑格尔哲学批判》的关键论题。
在这篇重要的文章中，费尔巴哈驳斥了黑格尔追随者的如下见解：黑格尔仅仅代表了“哲学自身”
，即“绝对观念的现实”
②。
费尔巴哈拒绝用转世说来解释人类任何行为领域的文化现象，而是提倡以一种激进的历史主义的视野取而代之，这一点与施特劳斯十分相似。
他指出，无论是宗教、艺术还是哲学，每一种人类的文化现象，都是“其特定时代的表征，其文化之根深扎于自己时代的土壤当中”
①。
这样，在反对转世概念暗示的历史闭合论的过程中，费尔巴哈发展出一种开放的历史观，由此驱逐了转世论指向终极完美的目的论历史观。
乍一看，这像是包括青年费尔巴哈在内的那些欲图分离黑格尔体系与方法的黑格尔主义者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做出的论断。
但费尔巴哈1839年的批判将他所知悉的体系与方法放在同等的平面上加以检视，由此摆脱了之前在面对黑格尔时看到的体系与方法的紧张。
在这一过程中，费尔巴哈以他在一年前的论实证哲学的文章中构造出的“神秘心理学”
来分析黑格尔。
根据费尔巴哈的界定，“神秘心理学”
在本质上是一门有关起源的科学，它本着一种“基因批判”
的研究态度，总是要去质询“一个客体是否是一个真实的客体，或仅仅是一个观念，抑或只是一个心理的现象”
②。
这样一种“基因学”
的批判维度，引导费尔巴哈去考量在他看来所有思辨形而上学共有的“酶素”
，以及形而上学基于思想者主体意志的起源。
在这一学术路径内，黑格尔对主体与客体之和解的呼吁，就如同是实证哲学具体化的人格观念之投影理论的一个折射。
本着这一解悟，费尔巴哈把黑格尔的体系指认为“理性的神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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