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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觉醒，但他又认为不能仅仅局限于民族主义。
首先，他认为普鲁士需要政治的自由和能够得到其他德意志国家的人们的赏识的代理机构，只有这样，才能够激发出一种“政治团结感”
⑤。
莫里茨·卡里尔为《黑格尔与普鲁士》写的书评，进一步强调了卡拉沃回应奥根斯基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维度。
卡里尔直截了当地指出，一位能够拒绝人格主义形而上学、支持一种限制自己权力的理论的国王，会成为这个国家之自由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①
一位名叫费尔德曼的基督徒在1842年这样写道：对于青年黑格尔派来说，胜利意味着“君主原则真正让位于共和原则，最高上帝的完美威权被千千万万的尘世之神焚毁”
②。
此时，费尔德曼直白地指出，在关于人格的政治争论之演进中，宗教和政治因素应当继续交叠在一起。
施特劳斯否定神之人格后发生的论辩，使政治化的人格之争大白于天下，而这对于君权和普鲁士国家之不同观点的融合是一种催化剂和手段。
在所有黑格尔主义者表达其自身立场的过程中，基督教人格主义者的神学—政治言论起了决定性的“推动”
作用。
直到19世纪40年代，黑格尔主义者的政治话语才与政治权力问题深埋于其中的神学和哲学论辩渐行渐远。
进一步说，政治论辩应当被看作黑格尔派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无可挽回地发生解体的一个重要起因。
学者们在解释黑格尔派之解体的时候，通常将焦点“推定”
至一种无政治的神学和哲学之争。
对政治论辩之历史角色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是对这一学术现状的重要纠正。
人格之政治意义的争论，促使黑格尔派内部的“忠诚度”
发生了一种重要转向。
到1841年，一些黑格尔主义者选择将君主看作活在尘世的“耶稣基督”
，而另一些黑格尔主义者却将之看作一位“普通的公民”
③。
随着黑格尔主义意识形态之统一的根据彻底崩塌，黑格尔主义自身能确立一种充分的、自足的政治立场的观念让位给这样一种认识，即黑格尔主义者个人会在时代政治运动的大变化中明确地确立自己的立场。
黑格尔主义者就像是来到一个新大陆的移民，他们不得不通过一种人为的“连接”
来确立其学派认同。
黑格尔右派发现，他们对黑格尔主义的钟情，要弱于他们对宗教正统派和政治保守派这些“哲学”
敌手的吸引。
实际上，黑格尔右派与其说适应了人格主义政治神学，不如说最终在其面前降服。
卡尔·古茨科在1839年指出，黑格尔思辨哲学和谢林实证哲学之间的冲突，在一些黑格尔主义者中引发了激烈的怨责，即他们再也不能假定黑格尔学派内部哲学“弟兄”
的忠诚。
①至于黑格尔中派和在短时间内形成的左派，其对专制个人权威的批判拉近了与德意志其他自由主义者和进步分子的距离。
这种结盟对于黑格尔左派来讲是短暂的，但进步的黑格尔主义曾一度与自由主义在言辞上相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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