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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重合在实践中得到了体现，如体现在甘斯对“哥廷根七君子”
的有力捍卫中，或者体现在许多自由主义者和黑格尔主义者之间个人的、职业的和政治的交往中。
②如果人们接受发表于著名的自由主义刊物《国家百科全书》上对黑格尔主义充满敌意的文章③，那么就会很容易忽视19世纪30年代后期进步的黑格尔主义者与南、北德意志自由主义者之间在理论水平上的平行。
中立的黑格尔主义者希望避免极端的绝对专制和极端的民主政治，而温和的德国自由主义者亦复如此。
在精神实质上，这两方都试图持守国家自身的统治权。
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国家与个人君主之同一性应该让位于对国家的一种启蒙式的理解，即国家自身代表的是一种“法理型的人格”
。
这种观点与爱德华·甘斯对国家之演进——从君主的“我”
到立宪国家之客观统一体——的理解基本一致。
另外，对个体权利加以捍卫，作为自由主义的一个要求（这一点众所周知），同样也构成进步的黑格尔主义回应复辟主义者阻挠立宪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①
自由主义者与甘斯、卡拉沃、奥根斯基等黑格尔主义者虽然并没有对实现政治参与和政治代表的具体途径做出清楚的说明，但他们的国家观念假定的是一个“公民国家”
，其特质就在于理性和自主。
这两方都以其典型的“启蒙式”
的人格模式——建立在人类之内在尊严和权利基础之上——来对抗复辟主义者的神学和等级制的人格模式。
米希勒1840年对黑格尔精神观念的捍卫，就包含了一种对人类及其权利之平等的“严肃的自由主义”
的讨论。
②更加令人意外的是布鲁诺·鲍威尔在其1838年的《启示史批判》中对“人格权利”
以及“市民社会”
的“冗长”
分析。
③考虑到这本书是在鲍威尔还是施特劳斯的一个右翼黑格尔主义对手的时候撰写的，他对理性的个人自主之自由观念进行倡言，足以表明神学和政治的立场并没有总是完全保持一致。
或许可以说，鲍威尔早年神学观点和政治观点的分离，正预示了他在19世纪40年代向极端黑格尔左派的转向。
很显然，反动势力到1840年就在普鲁士占据了上风。
在许多黑格尔主义者看来，他们失败的征兆是随着甘斯去世后斯塔尔接任柏林大学法学教席这个空缺而来的。
④实际上，让一位最知名的黑格尔主义对手来取代一位有影响力的黑格尔派成员，完全是普鲁士政府最高层一手策划的。
①斯塔尔任教柏林大学后不久，谢林也被任命为哲学教授。
1840年年末，威廉三世与奥特斯坦死亡，浪漫主义王子威廉四世继位。
示意立宪改革之后，威廉四世又故态复萌，否定了改革意旨。
结果，自由主义幕僚被保守主义者取代，政治生活以及有关于此的讨论之规则被一种“新”
的元素所操纵，费尔巴哈1835年斥责的“邪恶的朋党”
在普鲁士执掌了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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