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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伯赞德，在和皮尔·昂方坦就婚姻、自由**以及妇女解放等问题上发生严重的分歧后离开了教会。
其他一些重要的成员，包括皮埃尔·李劳斯、朱尔斯·里彻瓦里尔以及亚伯·特里森等，都投向了竞争对手傅立叶的阵营。
①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教会”
在其公社中的滑稽、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对天主教僧侣秩序的模仿，引来的嘲弄如同公众对它的兴趣一样多。
1832年夏天，当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因为触犯了公共道德而出庭受审的时候，公众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关注达到了顶点，然而随着他们神圣超凡的领袖被送去圣—派拉吉服刑一年的时候，这一切都黯然退去。
尽管这个团体在1832年元气大伤，但是这出荒诞的闹剧不应该使我们忽视它在全盛时期以及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造成的影响。
空想社会主义的理念对那些在拿破仑统治时期的最后几年里成年的年轻作家和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在法国王朝复辟中感觉被王权和教会的反动勾结压得喘不过气来。
②这一代的许多人，对于保守浪漫主义最初的信仰也在复辟的波旁王朝积累的压迫、经济的停滞不前、意识形态的不谐之音，以及那场推翻了旧君主却又拥立新的资产阶级贵族统治的七月革命中瓦解了。
七月革命后迅速吸引了大量法国最有智慧的年轻人的新“浪漫主义”
，在空想社会主义之理性的批判、伤感的人文主义和救世主的乌托邦主义的结合中得到了最完满的体现。
我们可以从两个转投进步和社会解放理念的个人惊人的转变中追踪到法国浪漫主义发生的深刻变化。
维克多·雨果，1830年未满30岁却已经是法国浪漫主义者中非常杰出的一位，在1827年便从保皇主义转向自由主义。
③19世纪30年代初，他通过反对愚昧和穷困来支持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
响应他那个时代“社会问题取代政治问题”
的潮流，他宣称文学“肩负着民族使命、社会使命以及人类使命”
④。
雨果不是唯一主张社会责任感的诗人。
事实上，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关于艺术应该具有“社会价值”
的坚决主张，在七月王朝那些年的艺术家和美学家那里是司空见惯的。
①在另一个类似雨果的转向中，老一点的诗人菲利赛特·拉梅内也赞成这个艺术使命的新理念。
他放弃了在其四卷本《论麻木不仁》中主张的天主教集权主义和保皇主义，而在他1834年的《信徒的主题》中则致力于“在人类社会的中心发生的惊人革命”
②。
比雨果更有震撼力的一点是，拉梅内将深刻的宗教信仰、革新精神以及道德的渴望与对社会正义的向往结合起来。
社会愤怒、急剧兴起的理想主义以及各种其他易于传播的信仰，决定了乔治·桑德、阿方斯·拉马丁、尤金·苏、阿尔弗雷德·维尼、圣佩韦、皮埃尔·李劳斯以及其他无数次要人物的观点。
可以说，浪漫主义从反动到“运动的政党”
的变迁，构成了19世纪30年代法国人思想生活的主要特质，而且这一变迁对法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848年。
空想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只手开启这个转变，但是他们关于人性之爱的宗教的全面理解，却特别满足了法国浪漫主义这一代人的理智和情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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