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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这类似于康德的“非社会的社会性”
，类似于他浓缩的、反讽的由自然人的“坏的”
品质转变成类的“好的”
品质的目的论过程的构想。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至善论者的目的将费尔巴哈企图对黑格尔哲学进行自然主义转型复杂化了，与查尔斯·达尔文早年发展的非完善物种进化论形成鲜明的对比。
费尔巴哈在康德的人类趋向道德的集体运动的乌托邦略图中得到的启示，显示了另一个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相关联的接触点。
因为同样深受康德文章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者古斯塔夫·伊彻塔尔把康德的文章介绍给奥古斯特·孔德，前者的研究也吸引后者于19世纪20年代来到柏林。
经孔德以及后来的巴扎尔、昂方坦之手，康德的两大相互斗争的原则，即对立与协作，成为空想社会主义历史哲学的专有名词。
①作为空想社会主义批注的对象，康德推测的历史方案被“空想社会主义者赋予了一种哥尼斯堡哲学家从未表述过的乐观主义”
②。
同样可以说，费尔巴哈明确把他的类概念认定为和谐的社会联系的可能性。
费尔巴哈似乎与19世纪40年代早期德国众多的作家一样已经接受了法国“联合”
的思想，以之作为社会生活中矛盾的解决方法。
③
因为在费尔巴哈的观点里，“需要”
与“贫困感”
是“一切文化的动力”
④，所以注意到劳动分工出现在推动类存在发展的体系中并不稀奇：
精神上的人以及肉体上的人如果没有他的同伴就什么也做不了。
不仅四只手比两只手能做更多的东西，而且四只眼睛也比两只眼睛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这种合作的力量不仅在数量上可以区分，而且在单一的质量上也可以区分。
单个的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协作的力量是无限的。
通过一个系统内的相互依存的劳动分工，人们产生了特定的品质，这不仅丰富了人类自身的物质生活，而且完善了文化、艺术以及理性的言说：“机智、敏锐、想象，区别于作为主观能力的感知和理性——所有这些所谓的灵魂的能力都是人类的能力，不是人作为一个个体的能力，它们是文化的产物、人类社会的产物。”
①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抱怨费尔巴哈停留在一个很抽象的水平上是有充分根据的。
②他从不描述社会组织的特定形式，也不描述其特有的异化形式，而且也没有提出克服异化的最终实用方法。
尽管一个推测的历史体系次于他所重视的人的类存在的生产，费尔巴哈却没有明确地用历史的术语抛弃对推测的历史体系的描述。
他没有批判劳动分工本身或者财产，结果是它们受到基督教市民社会错误的引导。
此外，他高估了批判的革新能力与现实意义。
他仍坚信启蒙运动或教化是革命的兵工厂里最有效的武器。
所以，他认为当人们从一个虚幻的上帝呼唤出他们的类本质和“无限的力量”
时，异化将会首先被克服。
马克思的批判是准确的，它带有我们在费尔巴哈类存在的讨论中看不到的社会交往的模式。
当与有思想的同时代人赫斯、海涅以及契希考夫斯基一同被考察时，费尔巴哈试图克服宗教信仰之异化的社会政治的意蕴更难以让人忽视。
从基督教人本主义——一个割裂了超然性与内在性、使孤立的人绝对化的信仰体系——的角度来看，人类的需求停留在利已主义、自私与分裂的水平上；根据这一点，费尔巴哈指认的在满足需求中建立社会相互依存的体系，对人类的完善来说是毫不相干甚至是敌对的，而非它的真正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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