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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格坚称，作为一个单纯的“市民社会国家”
，普鲁士不能真正地表达“有区别的整体统一”
②。
用卢格的黑格尔式语言说，它不能引导市民走向“上帝”
——也就是说，意识到在社会上精神的化身。
卢格因而具体地将费尔巴哈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得出的一个普遍的洞见应用于政治：“基督教国家”
的君主制原则实际上是通过将权力定位于超验的人格来祛除公共生活的神圣色彩。
③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直到1841年，当卢格在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影响下完全抛弃黑格尔新教原则世俗化的思想时，他的政治目的是让他的读者意识到政治社会的圣礼层面，那么我们会错过卢格政治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偶尔，他用末世论的语言来呼吁一个作为人间的上帝的未来国王的形象。
更频繁地，他谈到了新教徒的需求就是在国家中成为真正的基督教徒，或者换言之，国家的需求——如果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引导宗教的真理通向它自身的内心生活。
①
当然，这与维持教士的等级制度、教义的权威，或者官方国家教堂特权的保守愿望毫不相同。
与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以逻各斯或者普遍的理性替换旧的超验的神性相一致，卢格声称，早在1839年，真正的宗教形式就已经像它在人类社会中表现出来的那样，是内在的理性原则。
②作为社会的最高表现形式，如果在理性化身的意义上来设想神性，国家也就达到了一种潜在的“神的”
地位。
因此，以集体主义的方式理解，国家就是真正的“上帝的形象”
。
③这个国家的观点，与卢格对于由施特劳斯、费尔巴哈和后来的鲍威尔发起的人格主义神学批判的支持完全吻合。
因为卢格认为一旦新教主体在哲学的理性中认识到宗教的真理，国家自身就能够吸收他们的宗教推动力。
卢格的意思是，精神自由的原则作为新教最具革命性和解放性的发现，能够从它极端的内部虔诚的形式转化为一种外在的政治和社会的形式。
④自由本身就可以成为政治人物的宗教。
⑤正如费尔巴哈辩称“一旦其宗教内容消失了，新教就自然地走向政治共和主义”
，卢格希望他斥责的基督教徒和浪漫主义的特性可以蜕变为市民的维权行动。
“精神”
（Gemüt），即基督徒和浪漫主义对个人气质的固着，将会变成“勇敢”
（Tapferkeit），即具有勇气的精神王国。
①基督徒的“善”
，一种超凡脱俗的、消极的和私人的品质，将会成为“公共的善”
。
简言之，基督教的资产阶级将转变为市民。
卢格强调政治“宗教”
带有积极的责任。
卢格写道：“一个人越有价值，他将接受的责任就越多，责任越多，自由就越多，权利和自由的享受就越多。”
②卢格的政治观点在这一点上是最不“自由的”
，国家对宗教的吸收使得自由和责任的融合成为一种必要。
然而，像尤尔根·格布哈特将黑格尔派的政治作为一个整体那样将卢格和极权主义的政治思想相关联，又是不合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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