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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普鲁士社会最重要的特征真的不是它的社团主义结构，而是它将原子论作为一种社会法则加以采用，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社会是一种“反社会”
的有机体。
在进行控诉的过程中，马克思很快地使一系列有关宗教、政治和社会实践的理论有了进展。
“贪婪的、自私的利益”
控制了普鲁士，他控诉道，从虔诚的“将个人拯救置于全人类拯救之上的利己主义”
到“私人利益的切身需要和等级制度的建筑师”
充斥着这个国家。
①
黑格尔左派哲学家关于人格主义批判的全部神学—政治影响，构成了马克思对财产进行首次讨论的基础。
个人利益在普鲁士社会中所占的明显统治地位，使得马克思向他的读者这样询问，“难道你们的大部分起诉以及大部分的民事法律不都是关于财产的吗?”
②当然，在这里马克思主要继承了与土地有关的财产思想，但是在1842—1843年他提炼了他的观点，将这种与土地有关的财产当作所有形式的私有财产中的一个典型。
由于可继承的土地财产显示了他所认为的私有财产的本质特征，因此，表征私有财产之实质的长子继承制，虽然处在一种神秘的、令人困惑的形式中，但它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抽象，它体现了个体生来就有的权利。
在被庞大的财产所有者所统治的等级体系中，马克思的批判最初显然是直接指向贵族阶级的。
尽管如此，他还是确信自私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也遍及普鲁士社会的其他阶层。
他推理说，一个分化的社会以个体的特殊权力的化身为基础，忠于属于人类权力排他性的个人权利，把公民降低为“私有个体式的平民”
。
所以，尽管马克思认识到了普鲁士市民社会中封建社团主义的残留，但他反而选择用普鲁士极度的社会破裂来描绘它。
因此，在他看来，人们变成了“原始的无机的片状物”
，而“非国家的生活领域”
是“不现实的、机械的、从属的”
①。
此外，当马克思在1842年4月讨论“城市财产”
时，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它充当的是“资本家”
而非“平民”
的角色。
有必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第一次提到的“资本家”
和“平民”
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表征的是黑格尔在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中一贯借用的卢梭的区分——出现在私人利益和公共精神间的现世紧张与基督教原子论和普遍的集体精神间的冲突相互重叠的背景中。
像费尔巴哈和卢格的共和论一样，马克思理想主义的共和论通过将普遍意志等同于理性的、集体的精神的哲学理解，从而把卢梭和黑格尔的元素综合了起来。
而且，他的共和论与他们二者在某一事实上有相同之处，即这个共和论不是排他性或狭隘政治性的。
这是真实的，甚至在马克思明确转向社会问题之前也是这样。
他对超验和他的精神一元论哲学的内在的严格防御，使得政治和经济之间的鲜明区分变得难以理解了。
在马克思的用法中，“公共精神”
不能被归结为政府立法和行政活动中的民主参与。
在对适合于政治行为这一狭窄定义的政府进行区别的过程中，马克思称真正的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
②。
这显然不是对普鲁士分化现实的描述；相反，这是对作为人类社会标准条件的“社会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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