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畅想小说网】地址：http://www.cxtra.net
所揭示东西的描述。
在一个人类自我意识可以肯定这个国家是自己的“成果”
的真正国家里，精神活动将同样会在铁路的建设、（真正的）哲学的构建和人们的政治解放中揭示出来。
正如卢格一样，马克思的理想也是一种精神共同体，它既不承认也不能容忍没有履行理性精神的“动物式的法律”
。
这就是说，马克思1842年的政治新闻用理想主义的术语复述了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这个问题在其第二年的主要著作中得到了有力论述。
后来的批判通过假设人类社会生活的首要地位而攻击社会中国家虚假自治的地方，较早的批判则攻击国家的宗教理想与市民社会的分离，而这种市民社会以一种原子化的形式矗立在动物式法律的统治之下，或者，换句话说，这个社会与自然状态的国家进行竞争式的斗争。
因此，马克思坚持要求，“普鲁士国家不要在应当出现国家生活自觉繁荣的领域，中断自己现实的国家生活”
①。
“在真正的国家中，没有任何地产、工业和物质领域会作为这种粗陋的要素同国家达成协议。”
他进而写道：
在这种国家中只有精神力量；自然力只有在自己的国家复活中，在自己的政治再生中，才能获得在国家中的发言权。
国家用一些精神的神经贯穿整个自然，并在每一点上都必然表现出，占主导地位的不是物质，而是形式，不是没有国家的自然，而是国家的自然，不是不自由的对象，而是自由的人。
②
市民社会的精神化，固着的、原子式的差异性向“受同一生命推动的不同职能的活生生的运动”
③的分解，是马克思在反对基督教国家先验人格时关注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的判断，使得进步的黑格尔派哲学家早期关于自我的基督教理念与现代社会的原子化和利己的形式的联合激进化了。
在这些早期理念大部分源自于黑格尔派哲学家与其实证主义和人格主义的批评者对抗之处，马克思又将基督教人格主义与利己主义间的联合看作普鲁士社会的主要现实。
因此，在1842年的新闻事业中，马克思轻松地游走于基督教人格主义和利己主义之间，同样也谴责将个人以神学—哲学和社会政治学的方式“封为圣徒”
的做法。
然而，在这一年中，他也开始制定一种意识形态理论，这种理论将基督教的人格主义主要视为个人世俗和物质利益的意识形态的合法化，而不是政治和社会的利己主义事业。
因此，马克思在11月提出了激进批判目标的一个根本性转变，他坚持认为，“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
，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
①。
将宗教简化为一种对现实的意识形态的反映，对马克思评价说，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反神学传统的运动产生了明显影响，这一运动对马克思1842年关于国家和社会的思想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我们可以沿着一条主线，从马克思追溯到甘斯、契希考夫斯基、赫斯、海涅及费尔巴哈，这些19世纪30年代的批评者已经将神学评论与政治评论联系起来。
这些早期批评者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正影响，实际上已经被我们关于马克思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典型对抗的惯性思维所抹去了。
然而，对马克思的新闻事业进行考量会发现，他并没有通过对自由主义的反思而达到对个人主义的反社会影响的批判。
相反，他致力于批判个人化趋势的一群代表人物，这些人后来在“基督教国家”
中占统治地位。
他谈到一个具体的神学、政治和社会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下利己的个人主义和专制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
马克思这样谈到二者的共存：一个人“只要经常巧妙地求助于那些只知道维多克的‘不是囚犯就是狱吏’这个两难推论的不久前的自由主义者，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同时扮演自由派和反动派两种角色”
②。
在马克思恰好于1843年将注意力转向现代自由国家和社会的时候，反社会的利己主义和神学人格主义的联合继续使他思考有关个人和社会的问题。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