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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社会存在之错位的普遍性的强调，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逻辑泛神论的批判是相一致的。
但我们必须重提费尔巴哈对“主谓”
倒置的双重态度，正如我们必须重提早期马克思对这个人类本质由之而变得实体化和个性化过程的关注。
在了解这一点的前提下，我们立即发现人格化的主题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国家哲学的看法中是无处不在的。
奇怪的是，有关这个著名论题的许多分析都忽略了费尔巴哈转换方法的第二个维度。
如果没有对马克思据以写作的神学政治学辩论的背景有所了解，那么，与他对现代国家官僚行政之实质的分析相比，他对君主制的公开谴责看起来可能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然而，我们一旦置身于此背景之下便会发现，人格化或实体化的问题，对马克思关于黑格尔的批判以及对他关于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之关系的理解都至关重要。
一旦转换方法中的两个要素——“主谓”
倒置和此两者实体化形式的显露——得到正确的强调，一些东西便会成为更明确的焦点。
首先，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通过惯有的方法完成了他对黑格尔的批判。
也就是说，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试图通过宣称黑格尔与败坏时代精神的人格主义张力的相似性来取消黑格尔思想的合法性。
费尔巴哈在1839年已经对此进行了指责，而卢格的指责是在1841年进行的。
或许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1842年早期首次宣布了他批判黑格尔对“国家”
宪法之态度的目的，而同时他正忙于写作关于历史学派、实证哲学、浪漫主义和基督教艺术的论文。
像卢格一样，马克思日益增长的对普鲁士环境的反感以及对思辨形而上学的怀疑，使得他对将黑格尔与其他形而上学实践者区别开来的兴趣越来越淡了。
黑格尔认为其哲学的优势在于意识本身，他对上帝人格化予以明确认可，对作为国家主体性之表现的君主进行了描述，这一切都向马克思暗示了这样一个信息：黑格尔与长期痛斥他的泛神论思想的阵营发生了合流。
而且，在新的反动的普鲁士国王激进地捍卫人格主义政治神学的情况下，黑格尔政治哲学最显著的特征必定是其对人格主义的明显赞同而非他所介入的艰难调解。
①黑格尔与实证哲学家的合流看起来似乎是被误导了，我们最好把它理解为19世纪30年代后期、40年代早期激烈论战的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结果。
无论黑格尔与基督教人格主义合流的实际启发性价值是什么（我的目的也不在于评论这一点），论述这一点，却是有助于界定左派黑格尔主义者对黑格尔的反叛的。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将黑格尔的逻辑泛神论与人格化主体联系了起来。
马克思从其对黑格尔关于主谓神秘倒置的总体批判出发，继续指证了一系列在黑格尔那里的“化身”
，黑格尔凭借这些“化身”
错误地将经验个体的共有属性人格化了。
马克思认为，其中最突出的当然是君主，黑格尔将君主看作“真正的‘上帝’及国家理念事实上的化身”
。
马克思将其追溯为黑格尔对民主的明显敌意，但他也将其看作方法论困惑的产物。
马克思虽然承认所有决策概念都是根据个人选择类推的，但他认为，黑格尔对君主必要性的精心辩护“是如此独特，以至于能够消灭一切类似物，并且用巫术来代替
‘意志的本性’”
①。
这个“巫术”
、荒诞的“自我意识”
将黑格尔引入神秘之地，因为他没有“把普遍物看做一种现实的有限物（即现存的固定物）的现实本质”
:“正因为黑格尔不是从实在的对象（主体）出发，而是从谓语、从一般规定出发（而这种规定的某一体现者总是应该有的），于是神秘的理念变成了这类体现者。”
②据马克思来看，这样的结果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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