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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作为“社会主义的学校”
，他们必须避免政党的影响，因为他们“可以独立地建立起反对资本力量的屏障”
④。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工人政党——在“伟大历史意义”
上来讲的“党”
——是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任何阶段都绝不会通过现实政治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
尽管承认拉萨尔在使无产阶级运动在德国复兴方面的“不朽功绩”
，马克思还是不能原谅他在所谓政治现实主义的幌子下通过同封建势力的政治联盟（拉萨尔声称要控制它）来损害工人阶级的企图。
马克思曾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名义说：“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①当工人为了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反动的力量——被迫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时，他们“一有机会就应当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要求之外提出他们自己的要求”
②，而不需要掩饰自己伟大的最终目标——颠覆资产阶级。
因此，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道德原理作为出发点，马克思学说中最有争议的一些问题——如政治权力的征服和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以得到合适的解释。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权力是一个渐进过程的最终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对自己历史使命的日益觉醒，工人们将通过革命的实践达到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成熟。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会支持资产阶级民主对政治权力的占有：这一壮举一方面标志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另一方面标志着人类“野猪的历史”
的终结，以及以群众的觉醒和对经济政治斗争的积极参与为特征的新纪元的开端。
③
在他写于1843年，直到1927年才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法律体系的本质和历史意义做了简短而中肯的分析。
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把个人很明显地分成了两个对立的存在：作为类存在的人和市民。
但是，一方面，人变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部分，变成了只受个人利益驱使的利己主义的人；另一方面，人变成了一种抽象的政治存在物，“一种寓言式的和道德上的个性”
。
我们想起了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在他的《社会契约论》（1762年）里对“公民”
（man-）的定义。
这确实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新颖的概念，卢梭用极强的逻辑非常完美地对它进行了论证。
这一概念为后来的1791年《人权宣言》提供了基础。
卢梭指出，“把人民组织起来”
，改变所谓人的本性和用“部分的、道德的存在”
代替肉体的、独立的存在是必要的。
因此，“必须剥夺人的原有力量，赋予他一种外来的、非由别人协助不能享用的力量”
①。
卢梭作为回到自然的倡导者，显然与他作为国家社会主义（étatism）的拥护者非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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