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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即所谓更为客观中性的视角来加以理解。
在费希特的立
场中,第一人称的视角在其关于经验的界定中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以上所指出的,经验作为意识的内容带有某种必然性的感觉。
从对这一视角的界定中可以看出,经验被仅仅限定在对经验主体与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意识之内。
同样,马克思也强调世界只能通过那些作用于我们自身的经验客体的意识才能被理解和解释。
尽管我们必须要假定它们都独立于我们而存在。
“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
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①
这样两个鲜明的特性并非仅仅隶属于费希特和马克思,很多思想家同样带有类似的特性。
在不同的层面上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触及经验是各色现象学所共有的方式。
同时,趋向于体系性在近代哲学中更为普遍。
同样还有第三个特性,即对无基础认识论的兴趣(theiinuemology),这一点也绝非仅仅隶属于费希特和马克思。
这样一种理论兴趣趋向于将他们的认识论概念与近代哲学的主流加以区分。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近代哲学的本性,以及他与更为久远的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以便进一步阐明费希特和马克思在同一时期不同立场的相关性。
尽管当代哲学对于知识的各色看法已经可以在希腊思想中找到,但触及知识的基本路径却是近代哲学出现之后的事情。
近代哲学带有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的关注,并从笛卡尔的思想中获得了巨大的理论力量,甚至可以说获得了最为原初的推动力。
笛卡尔之后,这一趋向随着哲学内在性的转变而变得日益重要,哲学正在不断地诉求着它自身的前提。
当然自笛卡尔以来,哲学是否需要一个基础,这本身就已经成了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
同样,当代哲学的理论旨趣在于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这一旨趣仍然纠缠在笛卡尔的问题之上,尽管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通常是被拒斥的。
如果要理解基础主义的问题,我们需要将其放在历史的语境当中。
哲学,从其开端处,就一直在探寻特定的知识。
②柏拉图将哲学描述为科学的科学,它给予自己和其他学科——诸多特定的科学以合法性。
在柏拉图的观点中,特别在《理想国》的第六章中,认识论依赖于一个潜在的本体论,它以一种哲学直观的方式被直接地给予。
对知识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在这一观点中,现实向直观直接敞开着。
但随着本体论的衰落,我们不可能再讨论关于真实的知识,尽管关于确定性的标准,作为知识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还未能从完全意义上被抛弃。
在某种意义上说,笛卡尔的立场可能是较新的。
从传统的角度来看,也即从获取特定知识的角度来说,笛卡尔的贡献在于,为达到相同的目标提供了一条不同的选择路径。
在《方法论》一书中,笛卡尔告诉我们他的双重目的:一是要终结诸多思潮混乱的争斗,二是对抗怀疑论提供确定的知识。
我思(cogito)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基于我思,理论的其他部分可以从中推演出来;另一方面,为一个理论整体提供一种确定性。
相应地,笛卡尔宣称我思将作为一个必要的阿基米德点,为认识论的诉求提供基础和合法性,同时以此为基础可以清晰而准确地掌握诸多观念,这些观念不会犯错,因为它们的确定性建基于我思的基础之上。
因此,笛卡尔试图达到传统柏拉图的目的。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费希特和马克思都拒斥这样的观点,在他们看来,知识是不能给予基础的,并且最终,他们也拒斥将确定性当作知识的必要条件。
在费希特的作品中,他对于意图的阐释常常具有误导性,这并不能反映他的立场。
例如,他关于理论本性的讨论就是如此,其讨论常常被误解。
众所周知,尽管费希特在一般的结论上赞同批判哲学,但他洞悉到了康德以极为枯燥的方式所表达的构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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