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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劳森（很少或没有进行真正的经验研究）发现跟他同样文化背景中的人们认为现实被划分成了基本的物质物体，这一事实无论如何不能证明这是它能够被理解的唯一方式。
他的牛津大学同事艾耶尔（A.J.Ayer）提出了类似的不满意见，他指责斯特劳森和罕普什尔的哲学都是一种“先验的人类学，它假定我们自己的概念系统的特定的一些基本特征是语言的必要条件，而语言就是当代思想的等价物”
[7]。
再说一次，我必须强调指出，内在关系哲学是一个概念问题而不是一个事实问题。
要攻击它的事实基础，人们将不得不表明属性或被当作事物的东西等之间显现的那种明显的相互信赖关系是虚假的，当然还没有人尝试去做这样的事。
因而问题就成了，在常识与关系观之间我们应采用哪一种？如果借助类比的话，我们是把瓶子看成半空还是半满？没有哪个答案是错的，但是每个答案都有自己的含义。
在进行这种选择时，应该考虑的主要标准是哪一种观点在解决和或避免问题方面更有用。
在详细解释了马克思的人性观和异化论之后我采取的对在它们当中发现的关系框架的评判方法就来自上述标准。
目前，我发现内在关系哲学引起了严重问题，例如，一些现代思想家甚至否认他人对这种内在关系哲学的认可（与此同时他们还对持这种观点的人进行攻击）。
在这里，罕普什尔的反对意见至关重要，因为如果关系性观点让一个人不可能把他头脑中的信息与其他人进行沟通确实是真的，那么我们确实没必要再继续研究下去了。
然而，罕普什尔的批评究竟有多重要——它的确定性何在？如果依据事物的关系来思考事物是可能的，那么这种方法思考的那些内容能否进行交流就是一个经验的问题。
而且，既然人们开始时可能根据一种“先验人类学”
来否认这种可能性，那么罕普什尔的论断就需要用经验来检验。
因此，对我来说，马克思关于一般人性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的人的关系观能否进行沟通不是此时要讨论的问题；我的目的就是要把它们表达出来。
以后，别人会告诉我，我是否取得了成功及——只有那时——我是否能够取得成功。
[8]
上面所说的内容需要在一个重要方面进行证明，即任何利用另外一个概念框架的标准来检验关系观的可行性的尝试，都一定会满足取得的一般结果。
例如，一旦假定马克思的概念图示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么就会像艾耶尔所正确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并没有非常成功地说明我们所塑造的那些事实，因而批评也就显得“微不足道”
了。
在艾耶尔看来，“一种语言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它的范畴结构，因此任何在这方面与我们自己的语言完全不同的语言都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9]。
因此，有人指责马克思不能表达被确认的殊相，但这种指责并不是根据关系性观点做出的。
根据罕普什尔的理解，在关系观中，“殊相”
是不存在的，而“同一性”
常常被用来表示许多人认为根本不同的实体之间的关系（参见本书第6章）。
不管在观念上是否存在着差异，但马克思能向人们表达他想说的内容吗？艾耶尔认为，一种语言如果在结构上与我们自己的语言不同——甚至不能发挥完全相同的作用，但它仍然可以表达“实质上相同的信息”
[10]。
若果真如此，那么根据这种大概的标准来看，马克思在思想交流方面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在这点上值得注意的是，因坚持内在关系哲学而遭到过严厉谴责的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黑格尔都能或多或少地表述他们的观点。
那么——仅举最明显的例子——某些现代思想家还能怎样批评持有这些观点的人呢？
就马克思的情况而言，被认为“实质上相同的信息”
可以分为两个领域：首先，当他谈到人、工作、工厂、政府等内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了解他？其次，我们是否知道他在这些情况下所表达的所有意思，即是说，我们能否理解他用他的概念想要表达的一切内容？如果说，即使不管马克思的关系观，我们一般还是能够知道他讨论的内容，这是因为——正如狄慈根所说的——人们作为人是对同一类事物进行概念化处理的，那些事物之所以是同一类，原因在于它们均来自人们的感官所接触到的同一个世界。
因而不管那些事物被看作是殊相还是关系，每个有兴趣相互交流的个体所使用的基本信息（基本的感官印象）都是一样的。
因此，马克思任何一个概念的主要特征或核心关系，都与别人使用相同术语来描述事物时或多或少地有一些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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