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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会的层次有权拥有一种历史地建立起来的优先性。
就国家而言,指导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将会有三个不可分割的目标:民主的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的消亡。
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具体的民主,即大多数对少数的强制的权力。
工人阶级必须摧毁现存的国家机器,但它自己的国家只持存一个过渡时期,在这期间国家的组织和管理功能将被新的社会力量接管。
现存的国家权威以强制取代合理的组织,其本性就是否定人的自由的。
这样的压迫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将会消失,当一个真正合理的生产组织成为可能的时候,国家就开始消亡。
简言之,马克思的思想根本上是反国家的。
按照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m)的理论,国家是经济生活的管理者和社会的更高的原则,这是马克思坚决反对的一个人提出的——斐迪南·拉萨尔。
众所周知,拉萨尔曾与俾斯麦洽谈,并就长期的目标达成一致,就是说,使国家得到工人阶级的认同,将后者整合进国家之中,并限制工人阶级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俾斯麦——与列宁一样,但是处于对立的一极——是近现代最伟大的政治天才。
权力主义的但是高效的政权寻求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的“自上而下的革命”
,这更接近于俾斯麦主义,而不是法国的波拿巴主义。
如果承认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那就让我们从开端入手。
我们不妨重新阅读马克思早期的著作,即所谓的“哲学”
著作;这些著作实际上包含着对哲学和政治学的彻底批判——而这二者又都与黑格尔的体系紧密相连。
在题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1843)的论文中,马克思写道:
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对这种哲学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
[1]
毫无疑问,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对现代国家的批判性分析,而不仅仅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分析,尽管后者是它最详细的理论化形态。
马克思的思想生涯开始于这个对政治现实的批判。
[这一批判]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而这种意识的最主要、最普遍、上升为科学的表现正是思辨的法哲学本身。
如果思辨的法哲学,这种关于现代国家——它的现实仍然是彼岸世界,虽然这个彼岸世界也只在莱茵河彼岸——的抽象而不切实际的思维,只是在德国才有可能产生,那么反过来说,德国人那种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关于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之所以可能产生,也只是因为现代国家本身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
[2]
这里引用的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政治的人、公民——政治的公民——仅仅是一个政治的虚构,在其中真实的人、完整的人,仅仅虚假地实现自身。
一个政治形式、一个国家虚构,被加入到意识形态、司法和其他的虚构之中,或者凌驾于它们之上。
人不是在国家的层面上,在国家中或是在依赖于国家的东西中实现自身的潜力,而是通过将自己从国家中解放出来而实现。
这一表述再清楚不过了。
在大约同一时期(马克思25岁)的“论犹太人问题论犹太人问题”
中,我们读到:
只有在政治国家十分发达的地方,犹太教徒和一般宗教信徒对政治国家的关系,就是说,宗教对国家的关系,才具备其本来的、纯粹的形式。
一旦国家不再从神学的角度对待宗教,一旦国家是作为国家即从政治的角度来对待宗教,那么,对这种关系的批判就不再是对神学的批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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