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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批判就成了对政治国家的批判。
[3]
马克思接着说：“摆脱了宗教的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地摆脱了宗教的解放，因为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
[4]也就是说，在政教分离的地方，我们只是获得了一种解放（eman），而不是完全的解放（liberation）。
换言之，政治解放与解放只部分重合；前者引导解放的方向，但仅仅是解放过程中的一个方面或历史阶段。
政治解放是有限的，因为国家可以在人没有真正被解放的情况下，将自己从某种束缚中解脱出来；一个国家可以变得自由，而它的公民却仍然不自由。
这对所有获得独立的国家（例如新建立的国家）而言都是真实的；人们相信一旦他们获得了国家的独立自己便立刻变得自由，这是一个幻觉。
因此，一个国家可以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而它的大多数公民依旧拥有宗教信仰。
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具体地说，“自由”
国家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无非是组成国家的人们和现存宗教之间的关系。
人们通过国家的中介，也就是以政治的方式将自己从一种特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他只能用一种有限的方式克服这种束缚：当他通过国家的中介宣称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即当他宣称国家是无神论的，他在宗教上仍然是受限制的。
国家介于人和人类自由之间；充其量说，当国家打破这个或那个枷锁，例如一个国家宗教，这不过是实现人本质的中间阶段。
在同一篇论文的一个重要段落中，马克思批判了政治国家的内在分裂，即人和公民的分裂、私人和公众的人的分裂，这一分裂还导致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其自身的分离：
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
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
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国对尘世的关系一样，也是唯灵论的。
[5]
这一点适用于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政治国家，即最现代、最民主的国家。
国家在本质上与宗教有相同的本性，甚至在它自身与宗教分离，并与之斗争的时候也是如此。
存在着一个与国家的存在密不可分的国家信仰，因为国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正如同天堂与人间的关系一样：它在现实生活之上，它屹立或者看起来屹立在现实生活之上。
它压制现实生活，正如宗教征服世俗世界的有限性那样。
人在其最直接的现实中，在市民社会中，是尘世存在物。
在这里，即在人把自己并把别人看作是现实的个人的地方，人是一种不真实的现象。
相反，在国家中，即在人被看作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象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在这里，他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
[6]
马克思批判了将权利划分为人权和公民权的做法。
人和人的意识从此被撕裂开，一方面是包罗万象的政治、法律和哲学的虚构，另一方面则是狭隘、有限的现实。
公民权是抽象的、虚构的。
它们向个人保证的，是在不现实的普遍性中的一个想象的主权；至于人权，它们实际上是自私的个人的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被降低为私有财产的所有权。
当政治生活感到特别自信的时候，它试图压制自己的前提——市民社会及其要素，使自己成为人的现实的、没有矛盾的类生活。
但是，它只有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矛盾，只有宣布革命是持久的，才能做到这一点。
[7]
政治生活压碎了日常生活、经济生活和现实的个人生活。
当它似乎变得更加极端，当它将自身置于普通的日常生活之上的时候，它便摧毁了自身的条件。
通过“宣布革命是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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