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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他们欲求整个面包而言，制度合理性要求他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晋升的“宠儿”
、节俭的，以及有足够进取心以参与财产所有者的民主的人。
但这种解决方式只对一部分人是可能的，其预设是只有一部分人才能成功。
从另一种观点看，每一个工人都是工资的奴隶，是工资奴隶阶级的成员之一，他们只有通过社会的完全重建包括废除工资奴役，才能作为一个阶级得到解放。
后一种谈论方式提出如下的问题，即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状况是不可接受的这个判断是在什么立场上做出的。
首先清楚的是，尽管它不是一个选择，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和忍受饥饿在资本主义合理性中却都是可列举的。
但是，在工资奴役与革命之间的选择需要在制度结构总体层面和它再次总体化的潜能层面予以推理。
理性所作用的对象不是制度的特殊联系而是总体本身。
考虑到我们公开讨论中提到的本体论原则，问题就出现了：谁的“理性”
在此起作用?表达在诸如“工资奴役应被废除”
等判断中的立场能否被归于一个具体主体?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要对抽象理性和具体理性进行区分。
简言之，区分的要点在于抽象理性无法与实践关联起来，但也存在使这种关联得以发生的一些方式。
具体理性的例子是，“如果我坚持阅读黑格尔的著作，那么我最终将理解他”
，因为尽管这可能是错误的，但这个判断是与我的实践即与我现在和未来的研究具体地统一起来的。
另外，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是抽象理性者的光辉榜样。
在反对经济对政治具有相对优先性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时，他将这简化为政治无能性的稻草人理论（straw-mantheory）①，他说：
它把政治力量视为基本的……例如，为保护经济上的弱者，我们可以推广一种合理的政治纲领……当我们能够通过法律确保每一个愿意工作的人的生存状态时，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做，那么保护公民不受经济恐惧和经济威胁的自由，就将接近完善……不应该承认，经济权力可以支配政治权力；如果必要的话，经济权力应该受政治权力的打击和控制。
①
然而，谁是这种道德游戏中所假定的“我们”
呢?也许，政治权力如果不包括政府摧毁工人组织的意图，那它就是不全面的。
在最后一句话中，波普尔甚至具体化了政治权力的抽象概念并赋予其从事全部斗争的任务。
所有关于社会中权力关系的问题、所有关于国家机器权力的问题、所有关于意识形态和阶级意识发展的问题、所有关于政党和其他社会政治形式的角色和组织的问题、所有关于大规模动员和议会政治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击败过社会主义运动中许多最伟大的头脑，它们都被波普尔——他对作为抽象实体的“我们”
和“政治力量”
具有强烈的信仰——忽略了。
如果“我们”
被替换为“我们中的每一个人”
或相似的什么，那么，波普尔的全部设想都会归于失败。
如果波普尔提出诸如“我们可以使用政治权力制定法律”
等设想，他只是指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参与政治至少是参与民主的可能性，那么他通过声称“我们可以制定法律”
而避而不谈的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就敞开了。
因为我们不是在谈论“我们”
将之放入头脑中予以完成的某些事情，我们不得不从具有特殊问题、阶级利益、宗教关系、教育水平、职业和处于既存社会秩序的位置中的具体个人出发。
我们不得不讨论不同个体的观念由以形成的方式、它们是何等的现实、他们宣传这些观念及将之与其他观念结合以实现这些观念时的机会和困难。
这个政治问题式——无论所涉及的那些因素是否实现——受到阶级结构和潜在经济发展的制约。
从我们这里的观点看，最重要的是形成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能介入社会的历史主体这一问题处于波普尔的视野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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