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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主要观点上：明显地，个体思想家只会抽象地论证“工资奴役应被消除”
，因为这样简单的判断是与实践脱节的。
如果判断有可能与物质主体的实践相统一，那么它就变成是具体的了。
这如何能发生呢?一方面，严格的限制内在于个人主义立场，它必须把社会结构视作“既定”
的基础，这一基础限定了向个人敞开的选择；然而，另一方面，同样明显的是，这些结构并不像活动的气候或地理基础那样是既予的，它们将自身的起源归因于历史，也就是说，归因于（作为整体的）“人类”
活动。
然而，“人类”
概念不能提供对既定现实的实践态度，因为相反的原因——它排除了个人。
个人是活动的具体主体，但在力量上却十分有限；“人类”
看起来无所不能，但它却不可能假定对充实这种抽象来说必不可少的统一性和意识。
这种立场只能是某种模糊的黑格尔式“时代精神”
，它早就被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其他著作中的尖锐批判充分驳倒了。
对马克思来说，历史起源的问题通过阶级行动来解决。
阶级足够特殊以致拥有利益的必要统一与行动的团结，同时阶级也足够强大以致能直面普遍使命并通过革命实践实现它。
不是个体雇佣劳动者而是进行阶级斗争的雇佣劳动者阶级，才为废除工资奴役提供物质基础。
现在清楚的是，当我们之前对比有关无产阶级情况的两种言说方式（一种方式以制度合理性为基础，另一种方式由于制度结构或社会关系的总体而形成）时，我们并没有比较可替代的策略并发现一种比另一种更合理。
反之，我们现在来比较这两者。
理性所作用的对象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它们为两种不同主体的具体理性形成了合适的领域。
（尽管为避免二元性的指控，我们应该指出这些主体是辩证地联系起来的，因为它们从观念上和物质上都产生于无产阶级社会存在中的矛盾。
）对个体无产者来说，他们身处其中的客观状况仅使得一种策略是合理的（寻求制度内的发展），因为基于第二种言说方式的另一种策略不能作为个体之为个体的真正选择，而只能作为从阶级立场考虑事情的阶级成员的真正选择。
对废除工资奴役的可能性的个体意识只是采取抽象乌托邦的教化形式（“工资奴役是坏的，而社会主义是好的”
）。
不可逾越的鸿沟出现在事物是什么与事物应该是什么之间。
这一鸿沟与其说是逻辑上的不如说是本体论上的，它产生于个人立场的实践性存在所固有的限制。
为了避免总体（totality）观点退化为抽象教化和乌托邦梦幻这种指责，我们有必要表明这种观点能为物质主体的行动提供指导，而不只是沉思的空想。
但是阶级仅仅通过实践性的革命方式与现实整体（whole）相联系。
马克思关于阶级意识的条件不得不说什么呢?在无产阶级情况下，他说：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
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
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
在斗争……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
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
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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