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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把生产与交往、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相对置，这是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的一以贯之的思想，并且直接决定了《资本论》的篇章结构。
[15]商品交换是一种经济交易，经济交易又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
由于生产关系决定交往关系，交往关系必须适合于生产关系，所以，经济交易由生产关系所决定，是特定生产关系作用的结果。
因此，当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与交易的正义性联系起来时，其意思无非是说，不能离开物质生产和生产关系来谈论经济交易和交换关系的正义性。
在经济关系内部，生产关系决定交往关系，生产方式决定交往方式，交往关系和交往方式必须适合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在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之间，经济关系决定政治关系，政治关系是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政治关系必须适合于经济关系。
这样，经济领域中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往关系和交往方式，由于会受到政治领域中国家法律的认同和保护，所以被看作是正义的；反之，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的交往关系和交往方式，由于会受到政治领域中国家法律的抵制和禁止，所以被看作是不正义的。
（5）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从工人阶级方面来看，工人只能按照一定的时间不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决不能“把劳动力一下子全部卖光”
，否则，“他就出卖了自己，就从自由人转化为奴隶，从商品占有者转化为商品”
。
换言之，“他必须始终让买者只是在一定期限内暂时支配他的劳动力，消费他的劳动力，就是说，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
。
[16]因此，雇佣工人不同于奴隶，雇佣劳动制不同于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雇佣劳动制而不是奴隶制；雇佣劳动制是正义的，奴隶制则是非正义的。
而从资本家阶级方面来看，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之所以是非正义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商品生产，而举凡商品生产，都必须是价值生产和使用价值生产的统一；不能生产合格的使用价值，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就无法转化为商品的价值，商品也就不成其为商品；只有提供在质量上合格的使用价值，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才是名副其实的商品。
当然，这是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本质所作的分析，不能由此无视和否认存在于现象层面的在商品质量上各种弄虚作假的丑恶行为。
例如，《面包工人的申诉的报告》《1855年面包搀假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等官方资料显示，“在伦敦有两种面包房：一种是按面包的全价出售的，一种是按低价出售的。
后者占面包房总数的34以上”
。
“这些按低价出售的面包房所出售的面包，几乎无例外地都搀了明矾、肥皂、珍珠灰、白垩、德比郡石粉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一些颇为可口的、富有营养的而又合乎卫生的成分。”
[17]其实，马克思列举这两种非正义现象决不是随意的，而是有其深刻用意，即一方面，工人作为自由劳动者（而非奴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资本家作为生产者则想方设法生产在质量上不合格（而非合格）的商品。
前者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要求，后者则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要求背道而驰。
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3.对于马克思的上述观点，伍德认为：虽然说“马克思在这段文字中仅提及‘交易’的正义性”
，但“他的论述却足以应用于行为、社会制度甚至法律和政治结构”
。
无论交易还是制度，要判断其是否正义，“这更多的是需要理解它们在生产中的功能。
当马克思说正义的交易就是与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时……他的意思是指这个交易在该生产方式中发挥了具体的作用，它是该生产过程的一个现实的因素”
。
进而言之，一种“行为和制度之所以正义，是因为它们有助于维护社会（即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秩序，保持其稳定，促进其平顺运行”
。
因此，“正义不是人类理性抽象地衡量人类的行为、制度或其他社会事实的标准。
毋宁说，它是每种生产方式衡量自身的标准”
，“正义的一切法权形式和原则，如果没有被应用于特定生产方式，便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当它们的内容及其所应用的特定行为是自然地出自这种生产方式，并与这种生产方式具体地相适应，它们才能保持其合理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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