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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对历史文本而言，其意义并非一个现成的“永恒在场”
的静止实体，而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向人显现的历史过程。
理解对象，即文本，是一个向理解者开放的意义结构，它总是对理解者保持着期待，期待着理解者的参与，使文本的意义以新的形态得以保存和丰富。
在此意义上，理解对象也不是单向的“客观”
存在，而是与理解者内在相关，并处于双向关系中的存在。
以上两个方面，决定了人们在理解流传物时，一方面必须去认真倾听历史流传物的呼声，让自己向文本保持开放；另一方面又要给予自己的成见以充分发挥作用的余地，从而使我们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视域当中。
这一过程，在伽达默尔看来其实就是“问答辩证法”
，即解释者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一问一答的反复过程。
伽达默尔把解释活动比喻为“谈话”
，指出真正的解释活动应当这样进行：当解释者向历史文本不断提问时，问题和答案必须由文本引出，但同时也是解释者自己的意见和参与。
在此意义上，解释活动也是一种冒险行动。
只有通过这种冒险行动，解释者才能不断扬弃自己的片面性，文本也才能不断实现自己的真理要求。
因此，文本的意义是解释者和文本的共同功劳，它既不能归功于解释者的主观臆测，又不是文本的“自在意义”
。
对此，他认为，在诠释学经验中也会发现类似辩证法的东西，即一种事物自身的运动。
这种行动乃是一种遭受，一种作为事件的理解。
也就是说，“真理”
既不是科学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符合”
，也不是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任意”
，而只能在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间的“对话”
过程之中生成。
在此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间的“对话”
过程中，“真理”
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得以实现出来。
具体来说，“对话”
表现出如下特性：
（1）它是“主观理性”
与“客观理性”
的内在统一。
“对话”
中起主导作用的既不是理解者的主观意向，也不是文本纯粹客观的现成存在，而是问题本身的内在逻辑。
问题的逻辑一方面超越理解者（倘若理解者不放弃自己的主体地位，对话将无法进行），另一方面也超越理解对象，使其潜在的意义得以实现和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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