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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此在就在生死之间，人根本无法逃避有限性而成为不朽的“主体”
；德里达更指出，所谓自我同一性的主体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达到真正的同一性；福柯则认为“个人只不过是权力的手段和工具”
，根本就没有与主体这个概念相符合的现实实体，他在“上帝之死”
的口号之后，又提出了“主体之死”
“人之死”
的口号。
他们认为，“笛卡尔—康德式的主体性的微光意味着‘人’的终极”
，“人将消失，尼采所宣布的是上帝之死，随之而来的是与之有着深刻关联的凶手的末日”
，在当代哲学特别是“后现代”
哲学中，“主体”
完全成为一个被驱逐的虚假概念，成了幻觉和盲目信仰的产物。
毫无疑问，“后现代”
哲学消解“主体性”
，宣告“主体性的黄昏”
，甚至宣告“人之死”
的时候，的确显现出了其偏激和武断之处。
但是，如果采取一种辩证的眼光，我们就应该直观到，“后现代”
哲学的确看到了现代性哲学关于人的形象的自我设计的抽象性，以及这种抽象性所造成的人的生命的苍白和虚假，它对总体性和同一性的消解和对差异性的偏爱，对与世隔绝的“孤独的主体”
的拆解和对人的“历史性”
和社会建构性的强调，的确体现了“后现代”
哲学回到具体的、真实的、完整的人的生命的潜在动机，表现出一种与实体主义的知性思维方式有着重大不同的辩证眼光。
（2）在社会历史观上，“后现代”
哲学坚决否定“现代性”
哲学话语所信奉的“终极至善论”
历史观，抛弃它所制造的“人文解放”
和乌托邦式的历史神话，要求用社会历史发展的非连续性、偶然性和非决定性等观念取而代之，从而为人生命的自由留出应有的空间。
“后现代”
哲学家感觉到，现代性哲学从绝对主义的实体本体论思维方式出发，在社会历史观上承诺某种历史的终极状态，在此岸世界为芸芸众生创造一个真正的天国。
这种对历史发展“客观逻辑”
的崇拜，以及对至善的历史终极状态的偏执，必然会导致对个人真实生命的湮没和压抑，个人最终仍只能是某种绝对实体的工具，生命的自由将因此化为虚无。
以无限的热情追求自由开始，却以无限的专制而告终，这就是现代性哲学的内在悖论。
为此，“后现代”
哲学要求摧毁这种乌托邦式的历史思维，结束这种对至善的历史终极状态的偶像崇拜，从而为个人的自由从历史神意的压制中争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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