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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克思借助于劳动异化理论对于主客体对立及其扬弃的论证,是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异化理论的一种克服。
既然马克思是从人的活动即物质生产出发,而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因而历史运动在本质上就是物质的、感性的过程,历史过程不外是人的现实生活的异化与复归过程,而自我意识的异化不过是“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的表现”
[5]。
这样,马克思就自觉地意识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
[6]。
这就用人的物质的、经济的活动去说明了意识的活动。
但是,这里所说的作为出发点或活动主体的人,是指作为“类存在物”
的人。
按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观点,人“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
,人的类特性即改造对象世界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
,而“特定的个体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存在物”
[7]。
显然,这样的主体还不是直接现实的主体,因为作为人的本质的类在这里是被当作一个现成的东西提出来,进而用来规定每一个体的本质的,人的本质在这里还有某种抽象性,还不是现实的人在物质活动中的自身规定。
因而,这一出发点虽然是唯物主义的,但却仍然带有某种抽象性。
同时,由于这一出发点直接设定了现成的类本质,因而也就排除了用个体之间的交往关系来规定主客体关系的可能性。
这表明,马克思此时还未摆脱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异化理论的影响。
所以,虽然观念中的主客体对立在这里被归结为现实生活对立的观念表现,但对现实生活中的对立仍然是用主体活动的异化来解释的。
同时,由于直接从类本质出发,必然要遇到一切异化理论的困难,即“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又认为,作为外化劳动的产物,私有财产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显然,这里存在着逻辑矛盾,更重要的是,这一问题在以抽象的类本质为出发点的条件下是无法解决的。
这说明劳动异化理论仍然缺乏一个坚实的基础。
因此,必须进一步使活动主体现实化,消除费尔巴哈类本质异化论的影响。
进一步的批判,即第二阶段的批判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行的。
这一批判的结果,就是活动主体从“类存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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