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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念。
[5]这就是说,马克思要求人们把作为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中的一方的感性存在,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理解为实践、物质实践,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马克思同时强调,“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
[6]。
这就是说,观念、思想等,只能被理解为人的思维活动,人的精神活动,而决无什么脱离人的活动而独自进行的观念、思想等。
亦即作为近代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方的思维,只应该被理解为人的思维活动、人的精神活动。
这样,马克思实际上就已经把哲学基本问题转换成了人的两种活动,即精神性活动与物质性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形态。
不言而喻,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对问题本身有透彻的认识。
从上面的简单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以精神性活动和物质性活动的关系作为哲学基本问题,是一种对该问题的具体的认识,达到了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实质的把握。
而这一实质性的关系在哲学史上则依次被抽象地把握为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虽然精神性活动与物质性活动的关系中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一般与个别、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但并不能归结为后两者。
因此,古代和近代的哲学之不能合理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就不能不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了。
由此而观之,古代哲学之不能合理地解决问题,首先在于古代哲人未看出一般与个别这对范畴只是人的活动的方式,它们本身并不具有脱离人的活动而独立存在的意义。
古代哲学从现实的人的活动中把这对范畴抽象出来,并把它们视为独立于人的活动而存在的东西,这就使之完全脱离了一般与个别得以统一的基础的人的现实活动。
其次,古代哲学的困难还在于精神性活动与物质性活动原本是统一的人类活动的两个方面,并不能把它们理解为本原和派生物的关系,不能把其中一方化为虚幻。
人之为人,正在于这两方面的统一,缺一则不成其为人。
无精神性活动,人的活动成一本能的动物活动;无物质性活动,则人的活动成一虚幻的精灵活动。
因此,决不可以把作为精神性活动与物质性活动的抽象的一般与个别,视为本原与派生的关系。
而近代哲学之不能合理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则在于哲学家们未看到思维与存在亦只是人的活动的一种方式、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既不能离开人的活动来理解,亦不是人的活动的全部内容。
再次,精神性活动与物质性活动的关系亦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单向的反映,不能把其中之一视为另一方的投射,视为虚幻。
反映总是相互的,精神性活动反映着物质性活动的内容,物质性活动亦反映着精神性活动的内容。
否则,若只是一个单向反映,人的活动便只是一个抽象,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
显然,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的共同缺陷在于,它们都使作为人的活动方式的一般与个别、思维与存在脱离人的活动,成为抽象的东西,并且企图抹煞人的活动中的一个方面。
但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人的规定性,使双方的统一失去了基础,因而必然不能合理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
既然一般与个别、思维与存在只是人的活动的方式,且两个方面不可分割,则合理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基本前提,便是把一般与个别、思维与存在只视为人的活动方式,把哲学基本问题直接理解为人的精神性活动与物质性活动之间的关系,并且承认人类活动的两个基本方面的实在性、不可还原性,不再在派生或单向反映上做文章。
马克思的工作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的。
三、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三重含义
既然不能重蹈前人之覆辙,把精神性活动与物质性活动之间的关系说成是本原与派生或单向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那么,马克思就必须寻找对这一关系的新的规定,并由此而说明世界的统一性。
马克思在多处表述过他所作出的这种新的规定,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经常为人们所引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一大段话。
在那里最明确的说法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7]我们注意到,第一点,马克思在这里以及别的地方论述他的唯物主义见解时,用的是“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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