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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上帝已被请出了人的世界，那么最可靠的就是博大的自然宇宙本身，它能从物质由低到高的运动推演出毫无遗漏的普遍适用于一切实存领域的总规律，而后者又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手段“充分证明”
。
因而，宇宙总规律既是无限的又是纯客观的，它宣布了资产阶级的末日，确证了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正如葛兰西关于被压迫阶级“补偿性”
思想的论述所揭示的那样。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唯物史观视作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推广与应用；为什么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世界——物质——运动——规律”
的理论框架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而哲学的每一争辩都同政治立场联系起来。
细分析，这种从“宇宙总规律”
中引出历史必然性的做法，带来许多问题。
首先，容易滋生宿命论的倾向。
不可否认，在低级的自然领域中和在历史领域中都存在着规律性的东西，但它们的活动方式和作用有着质的区别：前者以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方式存在，后者则以自由和创造性的方式活动；前者是给定的，后者则是在人的现实活动中生成的。
因此，历史演进的方向和途径决不是单向的和线性的，也决不是由宇宙深处的规律先验地确定的。
忽略了历史领域规律的特性，简单地把历史规律当作与自然规律等价的铁的规律，必然导致机械决定论、命定论、宿命论的倾向。
其次，与宿命论相对但又常与之共生的另一极端是唯意志论的倾向。
既然一方面相信“宇宙的总规律”
无所不在，相信左右历史进程的也是不依赖于主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规律，相信人们的任务只是找出这些规律并跟随它们前进；另一方面相信在每一时期有限的认识中都包含着无限的本性，那么结论必然是：历史规律一定会在每一时代的“世界历史人物”
的理性中涌现出来。
于是，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把权威和伟人的思想宣布为历史规律的发现。
而当历史的进程与这些发现相悖时，人们不去反思历史中是否真的存在着一经发现就将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问题的规律，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将之归咎于认识的偏差和失误。
卢卡奇曾指出：“宿命论和唯意志论只是从非辩证的和非历史的观点来看才是彼此矛盾的。
从辩证的历史观来看，它们则是必然互相补充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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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把上述两种极端倾向暂且搁起，那么辩证唯物主义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种外在的方法论指导。
或许正因为它所揭示的“宇宙总规律”
太普遍了，并未聚焦于人类实践活动本身，它的方法论价值反而受到相当大的限制，它不是内在于历史进程而是游离于其外。
这正是目前一些人试图建立“应用哲学”
或发展“实践理性”
来充当辩证唯物主义与现实历史进程之间的中介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实践本体论的构想
揭示了以自然为本体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双重缺陷，并非根本否定它的价值。
实际上，它的基础部分（自然本体论）是一种继承传统哲学的自然哲学，就此而言，可以结合自然科学新成果将之建构成一种现代的自然哲学。
问题在于，不应把它高扬为“宇宙总规律”
和“世界总图景”
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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