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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公设涉及意识在人类活动中的作用问题，它决定活动中的观念—调节的子系统相对于活动所固有的物质因素的次要地位。
马克思拒绝承认意识具有能够产生所有社会形成物的实体的地位。
相反，意识被看作是能够为社会人的活动提供生活保障的真正实体的样式，被看作是这个活动的信息机制，该机制服从于人在周围自然和社会环境里自我保护和生存下来的客观任务。
马克思根本不怀疑，意识的存在把我们从自然王国里区分出来，这里的意识被理解为对现实进行启发的和象征的模拟的能力，为现实建立功能性类似物的能力，这些类似物没有根基和基础上的确定性。
马克思承认，作为人的行为的观念动因的总体（其中包括作为所希望的结果的观念形象，实现目的的程序，作为行为的战略指向的动机，行为的反应冲动和意志冲动等），意识是社会文化变革的显著的目的因，对人的努力具有指导和协调作用。
然而，马克思拒绝意识有人的行为的第一因的地位，认为人的意识的背后还有一些社会的物质因素，它们决定意识的内容，与意识有区别，先于意识，规范意识的内容，在自己的实质上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随意性。
第二个公设涉及人的活动类型之间的决定性的从属关系，而不是内在于人的任何活动的因素之间的从属关系，它规定活动形式的次要地位，这些活动形式从人的生命活动的实践形式中产生意识，在这里，人有目的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环境。
第三个公设确定人的生命实践活动类型之间的从属关系，确定物质生产或物的生产相对于人们的“交往形式”
的生产以及人的直接生活的生产的首要性。
最后，第四个公设涉及这样一种从属关系，它产生于社会文化活动中主客体的内容与社会关系之间，这些社会关系是由人类活动产生的相互交换的稳定形式。
马克思在提出社会关系的类型后，把物质财富的分配关系与权力的分配关系区别开来，并让后者（被称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组织关系）依赖于前者（被称为经济基础的经济关系）。
马克思把经济关系当作社会团体类型划分的基础。
正是这些关系以如下方式决定人们的社会生活的特点，主体的经济地位决定其社会和政治地位，通过这些关系，在共振或中介的决定方式上，决定主体对世界的感受及其世界观。
毫不奇怪，正是经济关系成了社会的系统建制的基础，决定社会形态类型论的原则。
在我看来，这就是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的核心原则，它们至今仍然保留自己的意义，尽管需要进行一定的、有时甚至是实质性的修正。
我打算对上述的公设进行批判性的注释。
我坚信，关于社会意识的次要性，相对于社会存在因素的派生性的论题完全符合实际，可以认为是反映的社会哲学的重要方法论原则，但这里也必须遵循某些重要的条件。
一个主要条件是对人的活动中的物质方面加以合理的限制。
然而，关于这个问题的长期争论并没有获得普遍承认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者们只在下面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即社会生活中物质方面与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是不同的，在这方面，社会的物质实在（在一般哲学的意义上完全是物质的东西）在根源上和功能上依赖于人的意识，就是说，对社会哲学而言，物质实体不是物质的，而仅仅是实在的。
至于说到物质因素自身，那么人们常常把组织关系看作是这样的因素，这些组织关系在社会中作为人们共同活动的自发结果而形成。
我坚决不同意对物质因素的这种限制，尽管马克思自己为此提供了依据，比如把物质现象看作是“不包含一点物质”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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