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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价值目标里形成了关于人及其生活意义的完全确定的观念。
我们有充分的权利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是欧洲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宣言，其中提到人有下列自然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利：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公民的每个政治联盟都应该保护的正是这些权利。
因为这些权利被认为是自然界本身赋予人的，所以是不变的。
这样就可以理解，由于什么原因在这个社会哲学观念中把与社会运行有关的问题提到了首位。
虽然在这里探讨的是关于社会发展的一种见解，但是按其内容来说，这个说法与马克思的历史观完全对立。
这样，在我们面前就有对待理解19世纪欧洲文明范围内形成的社会科学的对象、目的和任务的两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立场，这些社会科学拥有根本不一致的社会哲学基础。
当然，不能把它们分散在一个统一的科学体系内彼此完全孤立的各个角落。
它们有许多交叉点，甚至在研究当时社会运行机制方面，它们在提出和解决某些问题时也有许多共性。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对社会生活现象的解释方面，马克思的社会科学观念和自由主义实证的社会科学观念在逻辑上是平等的，但是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
在现实当中，它们中的一个在当时和现在的社会中继续占主导地位，并且不只是占主导地位。
自由主义实证的社会科学观念利用一切可及的手段为西方文明范围内形成的社会实践类型服务，肯定它，这种实践的出发点至今也没有变化。
所宣布的自由主义的自由在生活中的实施过程，在19世纪初就在当时的社会科学思想中引起了对刚刚形成的社会制度的公正性的深刻怀疑。
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类型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在当时看来是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首先是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正是这些情况促使马克思研究制订自己与他人不同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观念，在这里，他特别关注对社会发展存在客观规律的证明。
在当时看来，这个思想具有真正的创新性和革命性。
原来，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不是历史发展的最后阶段。
它不是人的自然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其中逐渐实现的唯一可能的社会状态，不是就历史表现而言其合理性和合法性不会引起怀疑的社会。
不过，马克思从来没有否定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巨大进步作用，没有否定私有制、商品生产、货币、竞争和民族国家。
马克思讲了克服、消除它们，讲了要在资本主义物质经济成就、政治成就、社会成就和文化成就的基础上产生全新的、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制度，确定实践的新形式。
这种形式的基础是与自由主义文明完全不同的关于人的生命意义和使命的另外一些观念。
此外，当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时，他正是在把对人的社会解放（从广义上说）与自由主义的原则结合起来（从理论上讲这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社会解放在他那里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而不是相反。
按照马克思的想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平稳的、渐进的变化过程中，实践的新的社会形式不会产生，也不可能产生，因为这种新社会形式的产生所需要的不是在体制内的小改进，而是社会发展目标的更替，即超出体制的范围。
所以，只有从理论上与现存制度彻底脱离才能理解导致确立实践新形式的实际步骤。
马克思从新的实践形式的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制度所作批判的全面性，马克思的社会实践观念的全面性，就是由此而来。
马克思从三个方面为社会历史发展合乎规律的进程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论证：通过从唯物主义观点解释的黑格尔辩证法，通过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马克思把它看作是唯物史观的自然科学基础），通过证明工业资本主义历史存在的时间限制，证明的手段是他发现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规律。
自由主义的实证思想经常对马克思讲的三个方面进行批判，试图推翻马克思关于历史规律的哲学观念。
波普尔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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