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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人是主要生产力，他即人的发展水平是社会主要财富。
人在生产过程中采用的技术是人的能力的实现、客观化和物质化，是观念和物质的统一。
但是，唯物主义这些无可辩驳的论点常常退居次要位置，被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和工艺决定论遮住并排挤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工业革命时代，即始于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并于19世纪在西欧国家得到发展的技术革命时代，创立并发展自己的学说的。
显然，这一划时代事件使他们不顾自己关于人乃主要生产力的观点，而越来越经常地把技术推到首要位置并赋予其决定性意义。
这样评价技术对于界定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如工业革命时期）的特征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但赋予它普世意义就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违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导致的结果正是如此。
这样，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确认道，社会发展水平受到技术进步水平的制约：“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100]这样来认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条件，客气地说，是片面的，无须多说。
上述引文引自马克思早期著作（1847），那时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没有发展成体系。
但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接下来的著作中常常强调，技术进步不仅在生产发展而且在整个社会机体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1856年，马克思批评1848年革命（用他的话说，这些革命“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是欧洲社会干硬外壳上的一些细小的裂口和缝隙”
），把它们和技术进步作比较：“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101]不应认为，马克思对这些积极参与1848年法国革命的革命家们持否定态度。
当时的情形是在对比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马克思错误地认为，后者没有给欧洲社会的发展构成巨大影响。
上面引用的马克思的话反映出他对1848年革命的失望，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它们的期待不是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而是比这大得多。
现在马克思把工人阶级解放运动前景和生产力的汹涌发展联系起来，而技术进步在他看来就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指标。
恩格斯在比较英国的工业革命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也发展了这一思想。
“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种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
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
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
[102]
当然，不应怀疑，工业革命不仅极大地改变了生产过程，而且改变了社会关系。
主要劳动者——手工业者、小生产资料所有者——都变成了雇佣工人、无产者阶级。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则》中不无根据地指出，作为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这样，工业革命就不仅是技术上的，也是社会经济的大转折。
但值得注意的是，宏大的技术变革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的英国。
在德国和法国工业革命都只是在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展开的。
也就是说，事情不只是蒸汽机的发明（顺便说一句，它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很久就在英国发明出来了）和纺织机床等的发明那么简单。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把机器称为生产力。
事实上，机器和其他任何劳动资料一样当然是生产力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生产力还有与技术有着本质区别的内容，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讲。
这里只适当地指出，20世纪下半叶，由于科技革命的卓越成就（整个社会面貌因此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技术及工艺决定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有此倾向）得到极大推广。
同样，从技术—工艺决定论的角度来解释社会的发展已经根本没有说服力了，证实这一点的正是当代历史经验（无论这显得多么让人吃惊）。
让我们援引不久前的“现实的社会主义”
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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