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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生产力一词上打上引号有两个意思，一是这句话赫斯曾有过相近表述，二是他第一次正面肯定李斯特在经济学上使用的生产力。
可是马克思这里使用这一词的语义却是全新的。
首先，马克思这里说共同活动就是生产力，显然已经不是赫斯在一般“类的”
交往（交换）意义上使用的语义，这里指在物质生产中形成的特定的共同生产劳动的结构。
其次，马克思这里的生产力也不是李斯特所宽泛指认的社会创造能力，而是明确定位于物质生产的结构性功能因素，即人对自然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实践功能度。
这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规定的生产力就是一定的生产方式的表现。
生产力是一个功能性规定，即一定的生产方式或结构在实际运作中发挥出来的程度、能力和水平。
这表明，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用马克思说明劳动过程的三个实体性的方面（即劳动者、工具和对象）来实体性地指认生产力完全是误读。
这样，马克思实际上在自己新的理论逻辑中从现实生活的最深层进一步规定了人的历史性存在。
所以他立刻会接着说，人们所历史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
这个社会状况是马克思指认的历史原初关系的第四个因素。
前三个关系中抽象出生产力，它是决定着社会总体的归根到底的本体。
所以，始终必须把“人类历史”
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同时，在历史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物质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人的“类本质”
，因为人的交往正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
，即由更基始性的生产力决定的。
人的关系的历史和人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而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人们看得见的“历史”
。
三、现实的个人与历史性生存
如果说，在第一手稿中马克思是从客观的社会总体来确定人类（“人们”
）的历史性生存，而马克思在后来重写的第四手稿中则转换了一种角度，即从人类个体（“现实的个人”
）的视角再一次对历史进行了一般逻辑建构。
以我的看法，这种从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向主体向度的转换，当然是考虑到施蒂纳对“类哲学”
批判的合理性。
与第一手稿中马克思强调德国人不注意的以工业、商业为核心的总体历史现实不同，这一次马克思说明德国人忘记的现实的前提是：“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
并且马克思专门说明，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
[19]这里的理论语境有三层意思：一是现实的个人，这是对第一手稿中以工业为本质的历史性生存的进一步界说，因为工业、商业不是离开人的神怪式的东西，历史性生存也不是抽象的人类生存，正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个人，才是构成历史的真实主体。
第二，现实的个人不是指他们的肉体存在，而主要是个人的物质活动，即生产活动，生产活动是构成个人生存的基础。
第三是由这种活动承袭的以往的制约性物质生存条件和个人在这种条件之下创造出来的新的生存。
这个第三点是马克思在个人生存情境中界定的历史性存在的本质。
这还是那个“一定的”
历史规定：现实的个人总是遭遇到一定的物质生存条件，所以，“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20]。
与施蒂纳那种无条件的绝对自由的个人不同，这是在现实中的个人；与费尔巴哈那种来自自然物质的感性受动性不同，这是一种历史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受动性和制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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