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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体验，尼采既与之搏斗又为之着迷；这种体验，弗洛伊德终其一生，不无焦虑地与之作斗争。
一种解释运动，既无限地接近其中心，同时又崩塌、烧焦。
而癫狂的体验正印证了这种运动。
我认为，这种解释在本质上的未完成性，对于解释来说是根本的，它与另外两项原则有关，这两项原则与我刚刚谈到的两项原则一起构成了现代解释学的公设。
这两项原则中，首先一条原则是：如果解释决不能完成，这完全只是因为没什么要解释的。
没什么绝对的原始项有待解释，因为实际上，一切都已经是解释，每个符号就其本身来说并不是需要解释的事物，而是其他符号的解释。
你可以说，所有解释项都已经是被解释项，因此，在解释中建立的既是一种澄清的关系，也同样是一种暴力的关系。
事实上，解释并不在于澄清被动地提供给它的有待解释的某种材料；它只会是攫取，而且是以暴力的方式，攫取某种已有的解释，必须颠覆它，翻转它，挥舞锤子砸碎它。
在马克思那里，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
他解释的并不是生产关系的历史，而是已经作为一种解释出现的某种关系，尽管它是以自然的面目呈现的。
同样，弗洛伊德解释的也不是符号，而是解释。
实际上，在症候之下，弗洛伊德发现了什么呢？他并没有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发现了“创伤”
；他揭示的是具有焦虑负担的幻觉，这种幻觉就是一个内核，它拥有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解释。
例如，厌食并不像能指归结到所指那样，归结到断奶上，而是作为符号，作为有待解释的症候，归结到对母亲的不洁**的幻觉，它本身就是一种解释，其自身就已经是一个言说体（uncorpsparlant）。
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在其病人的语言中所解释的只是病人提供给他的作为症候的东西，而非别的方面；他的解释是对解释的解释，采用的也正是那一解释使用的说法。
大家都知道，弗洛伊德发明“超我”
的那一天，有个病人对他说：“我感到我身上有条狗。”
尼采也是以同样的手段攫取已经相互攫取的解释的。
对尼采而言，没有一个原初的所指。
词语只不过是解释；在词语的整个历史中，在成为符号之前，词语就一直只是在解释；而它们最终能发挥符号的作用，仅仅因为它们基本上只是些解释。
尼采对善的著名词源学探究就证明了这一点。
这也是尼采说词语总是由上层阶级所发明的意思；它们不指明一个所指，它们强加一种解释。
因此，并不是因为有一些难解的原始符号，我们现在才致力于解释工作，而是因为有解释，因为在一切说话的东西之下，总是有暴力解释的巨大织体。
就是由于这一原因，有一些符号，规定由我们对它们的解释进行解释，规定由我们来颠覆作为符号的它们。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寓意和含义处在语言的深处，并先于语言，不是为了改变或更动词语的意涵，事后悄悄塞到词语下的东西，而是使词语得以产生的东西，使词语闪烁不定的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在尼采那里，解释者是“诚实的”
；他是“名副其实的”
，并不是因为他占有一种沉睡的真理，以便说出它，而是因为他宣告了一种所有的真理都在掩盖的解释。
也许在现代解释学中，这种解释相对于符号的优先性是最具决定意义的。
解释先于符号的思想隐含的意思是，符号不像16世纪中的情况那样，是一个单纯、善意的存在。
在16世纪，符号的繁复，即事物之间相似的事实，仅仅证明了上帝的善意，而且在符号与所指之间只隔了一层透明的面纱。
相反，从19世纪开始，从弗洛伊德、马克思和尼采开始，我觉得符号变成不怀好意的；我是想说，在符号中有一种样式模棱两可，多少令人疑虑的不良意志，或者说“恶意”
。
以至于符号已经是一种解释时，还要装作不是解释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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