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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精神并不把自身同时托付给每一个人的意识，也不会现身于主导民族或社会集团的每一个成员。
总是有一支世界精神的先头部队、一个发展和自觉的顶端、一个先锋队，它有采取行动的法权，因为它拥有正确的知识和意识，它不是一个身位的上帝的拣选人，而是发展中的一个要素。
这个先锋队丝毫不会逃避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性，而是充当——用一句粗俗的比喻说——即将来临的事变的接生婆。
世界历史中的个人——忒修斯、恺撒和拿破仑——是世界精神的工具；他的专政取决于其在历史时刻的位置。
1806年黑格尔在耶拿看到的那个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灵魂是个军人，而非黑格尔主义者。
他是哲学与剑结盟的代理人，但他只能来自剑一方。
然而，要求实行政治专政的却是自觉而正确认识到自己时代的黑格尔主义者，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其中的专政者。
他们与费希特没有任何不同，“随时会向世界证明，他们的观点是确凿无疑的”
。
这赋予了他们专政的法权。
这里对黑格尔哲学的解释，即它的一个方面的实践结果可以导致一种理性主义专政，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基于专政的形而上学确定性的那些证明，仍然完全处在黑格尔的历史结构框架内。
由于马克思的科学研究后来几乎完全向国民经济学研究发展（正如立刻就要指出的，这也是黑格尔主义思想的一个结果），由于阶级这一关键概念尚未被嵌入历史哲学和社会学体系，一种浮浅的观察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转移到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去。
但是，真正的历史建构已经出现在《共产党宣言》中了，其中的思路一直起着奠基作用。
人们久已知道，世界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这方面《共产党宣言》其实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
到1848年时，资产阶级已经作为令人憎恶的形象广为人知；那时的文献几乎没有不把它当作贬义词使用的。
《共产党宣言》的新意和奇特之处在于：把阶级斗争系统概括为人类历史上一场唯一的最后斗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抗的辩证顶峰。
于是，众多阶级之间的矛盾被简化为一种唯一、最后的矛盾。
一种唯一的阶级矛盾取代过去的各个阶段，甚至取代了由李嘉图指明并被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接受的三大阶级（资本家、地主和工资劳动者）。
这种简化意味着紧张度的大幅提高，它以系统的和方法论的必然性来肯定自身。
由于这个发展过程是辩证的、从而是逻辑的，尽管仍以经济为基础，在世界历史关键的、至关重要的转折时刻，必然会出现一个简单的反题，由此出现了世界历史要素最严重的紧张。
不仅真正的斗争，而且理论矛盾的最后一次加剧，都取决于这种逻辑的简化。
必须把一切都逼向极端，这样才能够使辩证的必然性有一个开端。
最巨大的财富必须面对最可怕的贫困；拥有一切的阶级必须面对一无所有的阶级。
只占有、拥有而不再是人的资产阶级，对抗一无所有但仍是人的无产阶级。
就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而言，倘若没有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长达数百年的苦难状况以及人类最终仍在普遍的重压下喘息，或者一场新的民族迁移将改变地球的面貌，都不可思议。
因此，只有当社会主义保留黑格尔辩证法的结构，未来的共产主义、无阶级人类的更高阶段才是显而易见的。
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非人性质，必然从其内部产生对自身的否定。
在这种辩证法的影响下，拉萨尔也试图把这种紧张推向反题的极端，尽管他反击舒尔茨-德里希（Schulze-Delitzsch）时，其动机更多来自辞藻而非理论兴趣：“李嘉图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最伟大的理论家。
他把资产阶级经济学推向顶峰——这等于推向深渊，留给它的唯一的理论发展，就是向社会经济学转变。”
因此，在资产阶级的最后时刻肯定就要来临之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必须达到自己最极端的强度。
拉萨尔和马克思在这一基本观点上完全一致。
把矛盾简化为最后的、绝对的阶级冲突，首先导致了这一辩证过程的关键时刻。
可是，如何确切知道这个时刻已经到来，而且就是资产阶级的最后时刻？如果探究一下马克思主义用来证明这一点的证据，即刻就可以看到黑格尔理性主义特有的自打包票。
这一建构的起点是这样一个假设：历史发展意味着不断上升的意识，对这种意识本身的确信被用来证明这意识自身——意味着它是正确的。
上升的意识这一辩证建构，迫使从事建构的思想家用自己的思想来思考自身，因为，这思想就是历史发展之顶峰。
对于这样的思想家而言，如此思想同时意味着获得了他对其身后的历史往事各阶段的完美知识。
如果这思想家没有在思想中深刻地意识到这一历史发展，他便无法正确思考，而且会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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