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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在人类意识中把握某一个阶段，这就等于为历史的辩证法提供了证明，即这一阶段已经历史地完成了。
思想家的眼光转向了历史，即转向了过去和正在消失的现在；没有比民众意见更虚假的了：黑格尔主义者相信自己能够如先知一般预见未来。
思想家甚至具体地知道即将到来的事情，不过仅仅是否定地知道，即把将到来的事情看作与今天已历史地终结的事情的辩证对立。
在连续的发展中，思想家看到了一直发展到现在的过去，而且，如果他正确地理解和建构历史发展的话，那他就有把握说，历史发展作为已被完全认识的事情，属于已经被意识克服的阶段，其最后时刻即将到来。
虽然有“铁的必然性”
这种说法，马克思并没有像天文学家计算就要出现的星座那样，计算将要发生的事情；此外，不像心理学报刊文章试图描绘的那样，马克思也不是一个预见未来灾难的犹太先知。
不难发现，马克思有强烈的道德情怀，这影响着他的论证和描述。
然而，这种情怀与他对资产阶级的极端厌恶一样，并不是马克思特有的。
在许多非社会主义者那里，也可以看到这两种感情。
马克思的成就在于，他把资产者从贵族制的和文学家的怨恨中解救出来，并提升为一个世界史形象；资产者必须被说成绝对非人性的——但并非道德意义上而是黑格尔意义上的非人性，以便用直接的必然性将善和绝对人性作为其对立面凸显出来，正如黑格尔所言，“就犹太民族而言，可以说正是由于他们直接站在天堂的大门前，才是最为道德堕落的人”
。
于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只能被说成对资产阶级的绝对否定。
如果无产阶级的未来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是这样来描绘的，它就是不那么科学的了。
其彻底的必然性是，影响着无产阶级的一切事物只能允许自身具有否定的决定性。
只有当人们完全忘记这一点，才会试图从肯定的方面判断无产阶级。
所以，对于这个未来社会，只能说它将没有阶级对立，无产阶级只能被定义为一个社会阶级，它不再参与利润，一无所有，跟家庭或祖国都没有什么关系，如此等等。
无产阶级将成为社会的虚无。
[2]此外，可以十分肯定的是，无产者与资产者相反，他仅仅是人，其余什么都不是。
由此便可以根据辩证的必然性说，在过渡期，无产者仅仅是自己阶级的一员，也就是说，他必须在某种人性的对立中——在阶级中——实现自身。
阶级对立必须成为绝对的对立，只有这样，一切对立才能得到绝对克服，使之化解于纯粹的人性。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确定性，只涉及从否定的角度理解的无产者，它仅仅是资产者在经济上的辩证对立面。
相反，对资产阶级必须从肯定的角度，从其全部的历史性来认识。
由于其本质存在于经济之中，马克思也得跟着走进经济王国，以便充分地从本质上理解资产者。
假如马克思能够成功，假如他能够绝对地认识资产阶级，即可证明资产阶级属于历史，资产者已大功告成，它代表着一个已经被精神自觉克服了的发展阶段。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科学性来说，这其实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否能够正确地分析资产阶级并理性地把握它。
这就是马克思在探究经济问题时的那种着魔般勤奋的最深层动机。
早就有人这样批驳过马克思：他希望找到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自然规律，但他的研究却几乎完全局限于英国的工业条件，把它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场所”
。
此外，马克思的讨论一直局限于商品和价值，因此，也局限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各种观念，仍囿于古典的从而也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如果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科学性完全建立在严密的分析上，这些指控就是正确的。
但科学在这里意味着一种把意识当作进步标准的发展形而上学意识。
马克思怀着异想天开的迫切心情，一而再、再而三地转向资产阶级经济学，这种心情既非学术—理论上的奇想，也不是简单地对其对手的技术—策略上的兴趣。
这种固执来自一种十足的形而上学强制。
正确的意识是衡量一个新发展阶段起步的标准。
只要情况不是这样，只要新阶段没有真正到来，对过去的阶段（资产阶级阶段）也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反之亦然：对资产阶级的正确理解，也提供了其阶段就要结束的证据。
黑格尔主义的自打包票与马克思主义的确定性如出一辙，都是在这种兜圈子中为自己的真理提供担保。
因此，无产阶级的历史时刻已经到来的科学确定性，首先来自对发展过程的正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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