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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分裂的社会不致分崩离析？或更确切地说，如何防止多数人摆脱少数人的强制？根据马克思，国家政权是少数压迫者所发明的力量，目的在于将多数人控制在秩序之内。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社会分化的必然产物，而社会分化又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结果。
这并不是说政府的产生与多数人无关。
马克思承认，所有的阶级共同维护了政府，因为他们尊敬和服从政府及其强制力；但这不过是说，由于物质条件的不完善，人们被迫在自身之上设立自己的暴君，也就是说，人们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反对物。
马克思相信，只要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依然处于受压抑、屈从于需要和服从他人的状况，他们就不能过完全的人的生活；因为充分的人性需要摆脱各种束缚而获得彻底的解放。
如果说马克思以自己的名义使用过“自然状态”
一词，那他也是以此来指人不能完全统治自然的状态，即同自由相反的状态。
只要人处于受束缚的境地，像处于政府和“市民社会”
的统治下那样，他们就会被迫通过他们自己创造的制度而促进他们自己的非人化。
在结束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概括介绍以前，我们有必要对以上所述加以解释，同时说明马克思何以把需要的状态和共同存在的政治社会状态看作是人类的奴役或他所谓的异化状态。
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要点，就不可能充分评价马克思的全部政治哲学。
还回到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知道，马克思首先注意到，人是需要的存在物。
每个人都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依赖外物，比如自然，也依赖有助于满足其需要的他人。
但除了是需要的存在物以外，人也是马克思所谓的类的存在物或社会的存在物，这不仅意味着人必然与他人同生共存，而且还意味着除了与他人相互作用以外人不可能实现人的潜能。
人知道其同类构成一个整体，他是其中的部分，他因此以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方式在思想上与同类联系起来，这也是马克思有关人是类的存在物这一相当冗长的概念的一部分。
不管怎样，马克思认为，在以往所有的历史中，人的本质活动即生产都是在下述制度下进行的，即它们迫使人们视他人和自然自身为异己物、对象和满足个人需要的手段。
生产劳动自身因其借以进行的条件而始终被认为是痛苦的需要。
因此人的环境及其同类成了掠夺的对象，活动的人本身，即他们的本质的生命活动，成了达到目的的单纯工具和手段而不具有任何内在的价值，因为人的活动本身具备内在价值的前提是人成为完善的、自身同一的人，或克服他与自然、自身及其劳动成果的“疏远”
。
马克思的宏大论点是：直到每个人都融入人类的整体中，并且从事生产只因为生产是人的能力的释放和培养，而不是因为生产是直接或通过剥削他人的交换来谋取生存的一种手段的时候，人才会获得完全的自由，人、社会和自然的最终统一才会实现。
到那时，人将会恢复自己的本性，不再彼此当作对象来对待，不再与同类相冲突，甚至不再视自然为获利的源泉，而是视之为美丽壮观的审美对象。
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将实行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制，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的原则，这样的制度将使人类生活奠定在前所未有的崭新基础上。
人至今生活于市民社会，即生活于以自私利益为生活原则的制度下。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则是要以人类普遍的兄弟关系来取代所有的市民社会及其替代物。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以主张考虑经验的人开始，却自相矛盾地以没有经验根据或先例的社会处方而告终。
如上所述，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缺点在于，它认为它借以说明经济生活的“范畴”
，如价格、工资、成本、利润、资本等等，都是超历史的，或在所有情况下都是经济生活的永恒要素。
现在通常把经济学定义为在可供选择的用途之间分配有限资源的科学，与以往的经济学观念相比，这一经济学定义更应该是马克思批判的对象。
因为这一定义意味着，存在着所有的人在所有文明和技术阶段上都面临的经济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合理解决需要真正的或虚假的市场以在商品和非商品之间造成一定的平衡——一个类似于物理学定律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否认政治经济学的真理并不仅仅是否认经济学家们精确地描述了自由企业，而且否认对一个特殊经济制度的描述是对经济生活的本质的永恒真实的描述。
马克思内容广泛的学说之一就是认为，没有永恒的本质，所以没有永恒的真理。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掺杂有关于一切事物的本性的理论；其政治哲学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受制于一个普遍的框架或“体系”
，即这样一种学说，它认为事物既没有本质也没有固定的存在，它们是历史或过程。
根据这个公式，生成变化取代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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