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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希望理解任何一个概念，或者解释任何一个信仰，我们首先必须将它置于这个概念的体系中，而它则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将表现在特有的生活方式中和特有的理论说明方式中。
生活方式和理论说明方式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相同的，但在某种程度上，理论将能阐明那蕴含于生活方式中的概念和信仰（黑格尔在此预料到了后来社会人类学家对待较为简单的社会中的宗教所做的；韦伯也是这样处置新教和资本主义的）。
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当事人越是意识到他投身于其中的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他就越能获得在这个生活方式以外的善目，对这种善目的获取要求对生活方式的超越。
现在，生活方式是作为为当事人所设置的界限而出现的，他必须与之斗争并克服它。
原来是视域的东西变成了障碍物。
但在这一过程中，视域起了积极的作用；它规定了障碍物，而超越这种障碍物便可在自己的时代实现自由。
自由是人类生活特征的中心。
黑格尔在此并没有与亚里士多德或康德发生争执，他们把人从本质上看成是理性的。
他所相信的是，人类理性有一历史，其历史就是在生活和思想这样两个方面对它自己的每一特定历史形式的限度的批判。
“否定”
、限制性因素、视域和障碍物的作用，这些都源自于黑格尔。
所以，黑格尔关于任何时代的方法论上的训谕是：“依据它的目的和目标理解它的生活和思想，而通过识别人们看作是他们道路上的障碍的东西，就能理解它的目标和目的。”
然后你将识别出他们的自由概念，即使他们在上下文中没有使用自由这个词。
在黑格尔那里，自由既不意味着所有的人无论做什么，都（像康德所说的那样）拥有某些财物，或（像斯多葛学派所说的那样）可获得某些财产，也不意味着社会生活的某种特定状态（像J．S．密尔[2]所说的那样）。
每一时间和地点的自由，是由该时间和地点所特有的局限性规定的，是由该时间和地点所特有的目标规定的。
所以，可以说，在黑格尔的意义上，平等派、美国殖民地开拓者、哈珀费里的约翰·布朗[3]和今天南非的班图人[4]都在主张他们的自由，尽管他们所主张的在实质上并不相同。
换言之，当我们谈到人的不自由状态时，我们的意思总是与一种隐含的对人类生活的规范性描述有关，依据它，我们判明人类的被奴役状态是什么。
这不仅对于社会而且对于个人而言都是正确的。
黑格尔的自由概念也同时与政治自由问题和自由意志这一传统的哲学问题有关。
我们已在亚里士多德和斯多亚学派那里，在霍布斯和康德那里，遇到了这个问题的片断。
对于霍布斯和休谟而言，自由就意味着不受束缚物或威胁等外部因素的束缚；自由和不自由的行为，都可用足以产生这些行为的因素，同样得到因果关系上的说明。
所以霍布斯和休谟坚持认为，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被决定的，不过仍有某些行为是自由的。
对这种说法的怀疑与其说是产生于“自由本身是没有原因的”
这一信念，还不如说是产生于这一事实：在某些情况下，发现行为的因果关系上的解释导致我们不再责备当事人，而把他看作是对自己的行为无责任的人。
因此，在行为自由和行为没有某种原因这两者之间似乎确有某种关系。
这里需要的是，把我们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的自愿和审慎这类词的研究扩展到相关的其他词上，而从事这种研究正是20世纪分析哲学富有独创性的贡献的一部分。
黑格尔极有益地指出了的是，自愿的准则在各种社会中并不一定是相同的；我们能要求当事人控制的那些因素也是不断变化的。
很显然，对于个人而言，我们是否因某事责备某人，常常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了解所涉及的因素，取决于我们能够期望他知道多少。
因此理性的扩展总是我们能够承担责任的领域的扩展；理解不增长，自由就不会扩展。
正是基于这些理由，黑格尔把自由与理性联系了起来。
在阅读黑格尔的著作时常常很难确定，他正在多大程度上向我们提供先验的概念真理；他正在多大程度上向我们提供经验性的普遍概括；他正在多大程度上指出概念的特征而不是概念之间的普遍联系。
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尤其与最后这点有关，但他的晦涩语言使读者对一些主要问题模糊不清。
所以，当他渐次得出结论说，历史就是自由向愈来愈高的形式不可避免的进步，而普鲁士国家和黑格尔自己的哲学则是这种进步的终极点时，他可能陷入了他自己的晦涩的陷阱。
但后面这个等式不幸推翻了他自己关于自由的两个最主要论点。
第一个论点是，自由概念是这样一个概念：一旦它被提出，就没有人能够否定它所主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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