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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导致人的幻灭，导致人承认这一事实：生活是被非人格的必然性所支配的。
然而，承认这个事实把人转变成为一种精神贵族。
个人成了一种罗曼蒂克式的英雄，他带着轻蔑态度，走遍全世界。
事实上，他是一种具有高尚精神的快乐主义者，而他的学说如同在他的前辈那里一样，都导致无政府主义的冲突。
现在他并不寻求快乐，而遵循一个高尚心灵的命令。
但在这般行动的时候，他发现其他人没有人性，冷酷无情。
在个人主义的下一个自我发展中，个人把他自己与外界社会现实对立起来，这个现实已证明是他的敌人。
在德行的名义下，他奋起反对世界。
世界必将被德行所击败，并且被完全彻底地击败，以致它几乎不再作为仇敌而存在。
并且一旦世界不再是敌人，德行也就成为世界的德行，德行将世界的责任操之于手。
这就是个人主义者的辩证法阶段，黑格尔称它为“精神动物的王国和欺骗，或事情自身”
[5]。
在这个阶段，当事人的职责在他的直接范围内，而不涉及他的行动的背景或者他的行为的较大的影响范围。
他故意接受有关他的行为和责任的有限幻觉，他并不追究其行为和责任的理由（他生活在精神动物的王国；动物则都在各自的笼子里）。
他自夸专心于自己的事情。
他是所有那些好官僚、那些像艾希曼[6]那样的技术专家的产物，艾希曼们自夸他们仅仅履行自己的职责：安排从X地点到Y地点的运输。
货物是绵羊还是犹太人，X地点和Y地点是农场、屠宰场还是犹太人聚居区和毒气室，都与他们无关。
当然，黑格尔的描述也能运用于那能把当前处理的问题绝对化的其他每一领域。
J.N.芬德莱指出，这说明了对“纯”
学术的崇拜，而那种对真理的关切，被用来掩盖弥漫于学院生活的追逐私利的竞争。
最糟糕的是，个人的理性在专注于眼前事务时把自己看作是道德的立法者：在你面前的任务就是你的职责。
正如我们在讨论康德时已指出的，如果先向我们发出绝对命令，然后又向我们提供自相一致地普遍化这一检验标准，那么几乎所有行为都是被允许的。
在这里，应该指出，艾希曼自己就宣称，自己所受的基础道德教育就是绝对命令的道德教育。
所有这些学说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试图让个人为自己提供道德，同时让他宣称这种道德具有真正的普遍性。
这样一来，这些学说就都不攻自破了，因为我们之所以能进行道德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支配我们选择的标准是不能选择的。
因此，假如我为自己作主，假如我自己确立目标，我至多不过是提供了某种道德的赝品。
那么，我在哪里能发现标准？在秩序井然的社会已确立的社会实践中。
在这里，我可以发现提供给我的标准，在我可以依据它们来构想我的选择和我的行为的意义上，我能把它们确立为我自己的标准。
但它们的权威性并不来自于我的选择，而来自于这种状况：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它们会被人们视为准则。
因此，黑格尔最后的观点是，唯有在一定类型的社会里才能过道德生活，并且事实证明，在这样一种社会中，一定的价值观是不可或缺的。
这样，采取的立场就不同于18世纪的主观论者和客观论者及其后继者的立场。
从孤立的个人的观点看，可以选择不同的价值观，而对融入社会的个人而言，则不可进行这种选择。
从这样一个社会的内部看，一定的价值观作为权威性的东西强加在个人身上；从这样一个社会的外部看，它们似乎是一种任意的选择。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善看作是客观的和具有权威性的，因为他们是在希腊政治体（πóλιδ）这种社会内写作的。
18世纪的个人把善看作是他的感情的表达或者他的个人理性的命令，因为他把善写成好像是在社会架构之外。
社会对他而言，似乎是个人的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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