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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任何内在的真或善或美，也不是任何真或善或美的缺失。
马克思并没有预期，伟大的观念和作品会由于没有市场而夭折：现代资产阶级要从思想中榨取利润，自有其令人叹服的办法。
会发生的情况倒是，利用和转化创造性的过程和产品的方式令人目瞪口呆，使创造者不寒而栗。
但创造者们无力抗拒，因为他们不得不为了生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中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这种地位能够产生一些特殊的权益但也是一些特殊的嘲弄。
他们受惠于资产阶级对不断创新的要求，因为不断的创新可以大规模地扩展其产品和技能的市场，常常会激发他们的大胆创新精神和想象力，从而——假如他们很精明并且很幸运，会利用对大脑的需求——能使自己逃脱大多数工人的长期贫困状况。
另一方面，由于知识分子亲自卷入到了自己的工作之中——不同于大多数异化的漠不关心的雇佣劳动者——市场的波动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就要深刻得多。
在“零星地出卖自己”
时，他们不仅仅在出卖自己的体力，也在出卖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感受力、自己最深层的情感、自己的想象力，实际上是在出卖整个自己。
歌德的《浮士德》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原型，他为了在世界上有所影响不得不“出卖自己”
。
浮士德还体现了知识分子特有的一些需求：驱动他们的不仅仅是生活的需求，这方面他们与别人没什么不同，驱动他们的还有交流的欲望，与同行对话的欲望。
但是文化的商品市场只提供能够进行公共对话的媒介：任何观念，除非能够进入市场出售给现代人，否则就无法为现代人所知并改变他们。
因此，知识分子不仅仅要为了面包依赖于市场，而且也要为了精神食粮依赖于市场——而他们知道，这种精神食粮的提供是不能依靠市场的。
很容易明白，为什么被这些模棱两可所困的现代知识分子会想象激烈的出路：处于他们的状况，革命的观念将出自最直接而强烈的个人需求。
但鼓舞了他们的激进主义的社会条件也可以阻挠这种激进主义。
我们看到，即便是最具颠覆性的观念，也必须通过市场的媒介展示自己。
就这些观念吸引并且唤起了人民而言，它们就会扩展并且丰富市场，从而“增值资本”
。
假如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看法是准确的，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它将产生出一个激进观念的市场。
这种体系要求不断的革命化、动乱、**；它需要不间断地得到动力和压力，以便保持它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利用和吸收新的能量，让自己达到新的活动和成长的高度。
不过这却意味着，那些公然宣称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和运动，也许恰恰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那种激励物。
资产阶级社会有着永不满足的破坏和发展的冲动，并需要去满足自己创造出来的永不满足的需求，于是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旨在摧毁自己的激进观念和运动。
但它的发展能力却能使它否定它自己的内在否定：滋养自己并由于反对而繁荣，处于压力和危机之中反而比处于和平之中更加强壮，将敌意转化为亲密并将攻击者转化为不自觉的同盟者。
于是，在这种气候中，激进的知识分子遇到了根本的障碍：他们的观念和运动有化作一种现代烟云的危险，尽管这种现代烟云会消解他们正在努力加以克服的资产阶级秩序。
在这种气候下给自己罩上光环，就是试图用否认危险的办法来摧毁危险。
马克思时代的知识分子特别容易受到这种糟糕的信念的影响。
甚至当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的巴黎发现社会主义的时候，戈蒂埃[6]和福楼拜就已在发展他们神秘的“为艺术而艺术”
，而孔德周围的一伙人也正在构筑其自己与之平行的神秘的“纯科学”
。
这两个团体——有时候彼此冲突，有时候彼此交融——都把自己神圣化为先锋。
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敏锐而犀利，同时却荒谬地自鸣得意地相信，自己有力量超越资本主义，能够超越其规范和要求而自由地生活和工作。
马克思抹掉他们头上的光环的要旨在于，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没有人能够如此纯粹，如此安全，如此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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