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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问题是社会科学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如果把国家看作是一种现成的东西，那么就很难回答下列问题：国家的本质是什么？这个现象是永恒的还是暂时的？等等。
这样就会把国家看作是一切社会组织所不可缺少的特性，是人们之间达成协议或订立“契约”
的结果，等等。
资产阶级思想家总是故意把这个问题弄得很混乱，以便对劳动人民隐瞒剥削者国家的真实本质。
列宁说：“要非常科学地分析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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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列宁表述了这一适用于任何问题的一般的认识原则：“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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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具体地运用认识的这一重要的方法论的原则来考察国家，阐明了国家产生的历史条件，他指出国家是在社会分为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使用强力的机关，并且指出，无产阶级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关于思维本身的科学，只有从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上来观察现象，把现象看作是以前的全部发展的结果时，才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例如，关于动植物物种的知识、关于有机界的规律性的知识，只有当达尔文主义这门科学从产生和发展上、从相互转化上研究有机物物种以后，才获得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也是由于它指明了共产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和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必然的、合乎规律的结果。
列宁指出：“他指出共产主义问题，也正像例如一个自然科学家提出某种新的生物变态地发展问题一样，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变态如何产生出来以及按照怎样一种方向变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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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本身的产物、思想过程本身的产物，如果当作现成的东西来考察，而不从产生和发展上来研究，那么，它们也会成为不可解释的事实。
例如，如果脱离认识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研究概念，那么就会认为概念不是概括自然界实在的现象的结果，不是像实际上那样的对生动直观材料的概括，而是像唯心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不依赖于客观世界的独立的力量。
总之，辩证法要求从事物的产生和发展上来研究事物，要求研究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经过的各个阶段。
由此就可以得出一个对于解决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在认识具体的事物和现象的过程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的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逻辑的东西，总体说来，必须是这些现象和事物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反映。
事物的实际历史发展从哪里开始，思想的逻辑进程也就该从哪里开始，而逻辑分析的整个进程应当再现事物发展的基本历史阶段。
因此，那些概括事物发展进程的科学范畴和概念，也应当是现象的历史联系的反映，应当根据所研究的对象的实在历史互相引申出来。
当然，认识的逻辑进程同现实本身的历史发展的一致，决不可按照黑格尔的精神来了解，决不可了解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而必须了解为客观世界的历史发展在概念中的反映。
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相一致这一辩证原则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给科学认识的每个领域提出了一个正确地建立概念和范畴的结构或体系的标准。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通过一定的概念、范畴和规律来概述自己的研究成果的。
但是，对于每一门科学来说，不仅制定那些反映现实的本质方面的概念和范畴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建立这些概念和范畴的体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意妄为的余地，在这里支配一切的是不以研究者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极其严格的逻辑。
例如，门捷列夫创立元素周期表，从最简单的化学元素排到越来越复杂的化学元素，就不是任意妄为的，而是遵循着一定的科学原则的。
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结构的逻辑，从比较简单的元素到复杂元素的排列，反映了自然界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反映了自然界不断复杂化的过程。
虽然门捷列夫本人还不知道化学元素的可变性和可转化性，但是，他在他所创立的元素周期表中捉摸到的而且再现出来的正是自然界在历史上的可变性。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这样：概念、范畴和规律的排列次序有严格的客观基础，提供这个客观基础的，是逻辑的东西同历史的东西相一致、概念的逻辑发展反映现实的历史发展这样一个辩证原则。
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统一的原则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这可以从科学的分类，即确定每一门科学在整个科学的体系中的位置这一复杂问题的解决上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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