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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西汉时期的《韩诗外传》则从正面论述了治水与治国安邦的良性关系：“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宁，万事所平。”
正如韩婴所言，治水事业总是与国家的有效治理紧密相连，自夏王朝的创始人大禹治水起，始皇帝开凿灵渠疏通粮道，秦皇汉武移民实边在河套地区引黄灌溉，京杭大运河“为后世开万世之利”
，西夏依赖农田水利割据一方，直到新中国的黄河大坝、南水北调工程、长江三峡工程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福利。
除了关注黄淮、长江、珠江、海河、松辽等大江大河的治理历史，这本书还收录了关于西部与东部一些相对较小的水域，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治水史的作品。
从这里倒是勾画了中华民族治水更为丰富生动的历史侧面。
董生龙的《三江源》追溯了4000年来西藏治水的历史，作为古老华夏大地母亲河——黄河、长江、澜沧江的源头，三江源的治水历程经历了远古的神话色彩、古代的曲折、民国的艰难与共和国时期的辉煌。
熊育群则以游记的形式，在《雅鲁藏布江圣水长流》中描绘了一幅藏区圣水的自然人文画卷。
董立勃的《英雄多壮志荒漠变绿洲》首先简要回顾了新疆自从西汉政权将其纳入大中华版图以来历代官兵在此屯垦戍边的历史，继而详述了新疆兵团人远离故乡，在祖国边陲开辟荒原、屯垦治水，利用膜下滴灌技术成功解决西部供水问题的传奇故事。
李霁宇、杨红昆的《滇池图》回望了滇池的远古之美，记叙了滇池这汪昆明的母亲湖在贪婪而愚昧的人类野蛮无知的过度开发下所经历过的惨痛劫难和环保困局，以及面对困局昆明政府与人民走过的艰巨而漫长的治理之路，并在生态复苏、水质改善的形势下展望了滇池涅槃重生、美景重现的未来。
南翔的《香港澳门供水、治水（治污）、填海造地侧记》则记叙了香港从一味填海以追求经济效益，到投入巨资治理保护海港的转变，以及香港澳门解决供水问题、治理水源污染的历史源流。
这部“治水史诗”
以极为丰富的史料，以作家特有的敏锐，书写了中华民族浴水奋斗的漫长而卓绝的历史，这无论对于我们理解历史，还是面对今天的水患水荒，都是一部宝贵的借鉴。
二、铭刻：记录中国治水的艰难历程
中国虽是水利大国，却也久经旱涝之灾。
因而，在《中国治水史诗》这部讲述中国治水宏大历史的巨著中，自然灾害与对抗灾害的主题始终贯穿其中。
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作家们是以饱含苦痛与同情的笔墨，去书写中华民族走过的艰难的生存道路。
正是在大河上下，中华民族与水的抗争，书写着自己民族特有的生存悲歌，因为这样的悲歌，从古唱到今，让我们今天要严肃去思考环境的问题，思考中华民族生存的使命。
黄河作为中国的母亲河，其美丽丰饶在书中得到了详细的描绘，而它的险要也在作家的笔下得到了深入的书写。
张炜与李亦的《大河徙——黄河口笔记》记录道，从先秦至民国期间，黄河共决口1593次，改道26次，频繁的改道让身处中下游的人们苦不堪言。
进入20世纪中期，生态环境的恶化更是让黄河一次次频繁而愤怒地决口，黄河两岸的人民在不断挫折与不断抗灾中艰难地推进着历史。
1947年堵复花园口没有给黄河口带来长久太平，改道刁口河又导致河口水位上升，最终总算找到了清水沟作为相对入海口。
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有“险工”
一词，它指的是建立在黄河事故多发地带的工程，正如作者所言：“几乎每段‘险工’上都有悲惨的故事。
‘险工’凝聚着河口人的血和泪。
‘险工’这个词在黄河人那里从不敢轻易提起，这个词就是河口人伤口上结的痂，讲一遍伤口都会疼。”
在荆歌的《天堂水》中，我们看到了即使是平静温婉的苏州水，也会突露狰狞，仅在宋元的近400年间，就有30多次关于大水灾的记录。
明代到解放后的史料中更是屡见水患记录，荆歌将这些史料细心地组织陈列下来，似乎不带感情色彩的地点、时间、数字，却都坚硬而沉重地敲打着记述者与阅读者的内心。
珠江在全国众江河中，算是脾气不大的了，但是沈仁康的《山高水长花珠江》告诉我们，珠江的自然灾祸也不少：洪水、干旱、台风、咸潮，风不调雨不顺的年头绝非罕见。
尤以鸦片战争到新中国那段时期为甚，仿佛在国家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年代灾难也跟着起哄，在民国四年更是发生了有历史记载以来的最大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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