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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杨钦欢和程贤章在策划《中国治水史诗》的时候，是有一个明确的模范的，这就是《水经注》。
郦道元的《水经注》作于公元6世纪，距今正好15个世纪。
1500年过去，《中国治水史诗》出版，我们不妨看看，这部以《水经注》为模范的大书，哪些方面对《水经注》有所继承和突破。
《中国治水史诗》对《水经注》的第一个继承，是它坚持了实地考察中国江河湖泊、水利工程的原则。
郦道元做《水经注》，为了获得真实的地理信息，到过许多地方考察，足迹踏遍长城以南、秦岭以东的中原大地，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地理资料。
前文已述，程贤章先生为了构思《中国治水史诗》全书大纲，以80岁的高龄，实地考察了中国西北、西南、东北、东南的河流状况，获得了对中国水资源的总体认识。
同样，《中国治水史诗》的众多作者，无不对自己的撰写对象进行了实地考察。
熊育群为了写雅鲁藏布江，几乎把雅鲁藏布江从头走到尾，这可能是整个《中国治水史诗》最艰难的一段行程，人迹罕至，许多地方只能步行，沿途不仅要爬山，还得涉水，除了高原反应之外，一路上还要经历泥石流、地震的威胁，由于这片广袤的区域地形复杂，生态凶险，连专业人员都很少进入，以至于熊育群一路上经历的许多地方都是无名区，他甚至发现了许多地图上找不到踪影的大湖泊，穿越了不久前才正式宣布的世界第一大峡谷，甚至是在他离开墨脱后的第四天，中国国务院才正式给这条峡谷命名为雅鲁藏布大峡谷。
然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实地考察作为基础，《中国治水史诗》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雅鲁藏布江丰富的地理与人文信息，为我们揭开了这条神秘的大江的神秘的面纱。
董生龙为了写黄河，“曾考察黄河多次，几乎走遍了整个黄河流域。
其上游源头到过黄河源头第一县的玛多，在黄河沿的草原上徜徉，在吐蕃王松赞干布迎接大唐文成公主并联姻之处的柏海——今鄂陵湖、扎陵湖、星宿湖的广阔雪域行走；到过黄河中游的内蒙古河套地区及山陕交界的龙门、壶口、禹门口南下潼关；从河南省郑州北邻的北邙山，最后直走山东东营市的黄河入海口。
曾参观采访过建立在青海省境内黄河大峡谷中的龙羊峡、拉西瓦、李家峡、公伯峡等大型水电站，游览过刘家峡（甘肃）、青铜峡（宁夏）、三门峡（河南）等水库风景区”
。
实地考察的结果是作者掌握了大量有关黄河的第一手材料，才能将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楚明白。
《中国治水史诗》对《水经注》的第二个继承，是它超越了单纯的技术视角，建构了水文地理的历史、人文视角。
现代以来，我国曾出现过郑肇经的《中国水利史》、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姚汉源先生的《中国水利史纲要》和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校的《再续行水金鉴》，然而，这些著作基本没有脱出以水利工程和技术为主的框架，缺少了能够与更多读者沟通的人文内容。
相比之下，《水经注》内容丰富，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山川胜景、历史沿革、风俗习惯、人物掌故、神话故事，被认为是一部中国6世纪的地理百科全书。
侯仁之先生称之为“赋予地理描写以时间的深度，又给予许多历史事件以具体的空间的真实感。”
在这一点上，《中国治水史诗》紧随其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揭示中国水文地理状况，阐发治水历史与治水现实的意义。
何建明的《百年梦想——中国几代伟人与三峡工程》从1919年三峡水闸构想写起，一直写到1997年重庆直辖市的设立，既写到了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也写到了美国水利专家的《萨凡奇计划》。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李鹏几代国家领导人都对三峡战略倾注了心血，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钱昌照、张光斗、林一山等更是对三峡地质水利用尽了心思。
读完作者长达6万字的华章，人们可以对这一世纪工程的来龙去脉和它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元问题有一个综合的了解。
《中国治水史诗》对《水经注》的第三个继承，是它采用了文学的表述方式。
《水经注》研究已经成了一门学问，即“郦学”
。
1500年来，郦学形成三大学派，分别是考据学派、词章学派和地理学派。
其中，词章学派就是因为《水经注》文字优美，张岱曾经评论：“古人记山水，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
，可见《水经注》具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
《中国治水史诗》由众多中国著名作家撰稿，文学性自然是这部大书的一个重要诉求。
看叶兆言《水上的文章》写秦淮河：
不妨想象一下，河水不流，又会怎么样。
壤非壤不高，水非水不流。
流水不腐，秦淮河要是不流动，早就不复存在。
正是因为有了秦淮河，我们才可能在它的淤泥里，重温历史，抚摸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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