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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城市里禁养而偷养的大型犬，要多得多。
于是，每年的9、10月份，诺贝尔文学奖即将揭盅之际，这些“大师”
就要进入“**期”
，就要望穿秋水，就要做如何花掉那120万瑞典克朗的计划，而不能自已。
黄六鸿，字思湖，福建侯官人，曾为郯城、东光知县，擅笔墨，有政声，遂调为京官，为工部给事中，应该要比三流文人略高一筹。
因他所著述的《福惠全书》，集其为州县一级首长如何施政的经验体会，颇具实用价值。
《清史稿·艺文志》还曾将这部书列入官箴类读物，这部当时的“大清王朝干部必读”
，所有为县令者无不人手一册。
为此，他觉得自己是块料，还是块不错的料，当然应该被邀，绝对应该出席，而居然被拒之门外，这真是岂有此理？更听说当晚那个赵执信，坐在主桌上座，一方面，指手画脚，高谈阔论；一方面，扒海参，烩鱼翅，烤羊腿，炙鹿肉，吃得不亦乐乎，这都让他血压升高，气得牙痒。
王夫之说过：“君子之道，有必不为，无必为；小人之道，有必为，无必不为。”
这个小人，有必为者，就是报复；无必不为者，就是要往死里整这个赵秋谷。
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的黄六鸿，控之以皇后丧期未满百日，开锣演戏为大不敬罪，写下这封检举信。
其实这本是文人的是非，他无限上纲，往康熙刚死不久的佟皇后的丧仪上挂，就成了政治上的大是非。
隔日，赵秋谷、洪昉思因昨夜酒喝高了，尚在美梦之中，那黄六鸿以他给谏（相当于纪检委）的身份，已将状纸递到刑部衙门。
史家说，洪昇是朝廷中南派和北派党争，或满族官僚与汉族官僚一次政治较量的牺牲品，这当然也有道理。
但康熙要给知识分子一点颜色看看，也是他的一贯方针。
不过，要没有黄六鸿扮演这个始作俑者的角色，官不追，民不究，也就偃旗息鼓了事。
别说党争不兴，皇帝老子想找事端，也是挑不起来的。
中国文人基本上都是银样镴枪头，全是嘴把式，得意时膨胀，气壮如牛；失意时收缩，瘪皮臭虫，能请神而送不了神，能惹事而不能了事。
至此，也就只好伸长脖子，等着开刀问斩了。
最终，大出意外，太阳从西边出来，因文人是非而起的“《长生殿》案”
，却以削职罢官、革除学籍而宣告了结。
如果这也算是“文字狱”
的话，也许是大清王朝唯一的一次从轻发落、少之又少见的网开一面，因此难能可贵。
心怀叵测的黄六鸿，本想题奏上去，激起龙颜大怒，估计那些大吃特吃海参、鱼翅、羊腿、鹿肉的与会者，尤其那个收下柿饼、大枣、白菜、大葱而不认账的赵秋谷，脑袋也许不一定掉，皮肯定要剥去一层的。
谁知康熙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某给谏却从此“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很长时间足不出户，怕人家背后戳脊梁骨。
不久，黄六鸿到底找了个致仕的理由，灰头土脸回到原籍去了。
无官一身轻的赵秋谷，从此山南海北，周游四方，在诗的写作路线上，追求现实，纾民众心曲，反映生活，为社会呐喊。
与其妻舅王士禛主张的“神韵说”
唱反调，认为文人不能关在都城的小圈子里，而应该走出象牙之塔，进入百姓乡土的大范畴，沉积多年以后，诗词写得更有骨力，文章写得更有内涵，自成清初一家。
这大概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算得上有一个差强人意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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