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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按，妻与孥，类也。”
所以《左传》哀公三年，季桓于妻南氏，即称孺子，叫“南孺子”
；《战国策·齐策》说：“齐[闵]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
，可以继立为夫人，如今籍孺、闳孺也名为孺，可见孺字的用法，到此前后共有三个。
最初，只限于男童；后来又用到妻子身上，认为妻孥可以属于一类，无妨通用；最后，除了普通的用法而外，又用到一种特别的男童以至于男人身上，而这种男子，虽然性别属男，而颇能执行“妻道”
或“妾妇之道”
。
籍孺、闳孺显然就是这一种男子了。
这不是很有趣么？妻孥可以通用一个孺字，就近代性的生物学和性的生理学说，倒也不无根据，因为男女两性之中，就发育与分化的程度论，女性本属比较落后，或女性发育虽较早，而停止更早，呈一种中途阻滞的现象，因此和幼稚状态（infantilism）很相近，女性的发音尖锐，颔下不生毛发等特征，都是和儿童一般的。
如今再进一步，让有些女性的男子和寻常做妻子的女子通用一个孺字，当然是更有理由，大凡有被动性的同性恋倾向的男子，在身心两方面往往和女子很相像，这是无须再加解释的。
在当时，大概孺字的用法和优字的用法是属于同一个性质的，即都是指一种比较特殊的人。
《史记·佞幸列传》后面紧接着的《滑稽列传》就叙到楚国的优孟和秦国的优旃。
优是一种乐人，“善为笑言”
，并且借了笑言来讽刺，后来成为戏子，和伶字没有很大的区别。
孺大概就成为以色媚人的男子的专称了。
既有专称，则此种人当不在少数，不过籍孺、闳孺二人，因为见幸于两个皇帝，所以在史传上留下了名字。
邓通、韩嫣、张放、董贤也属于这第二类，但因为他们都是士人出身，所以不能再称为“孺”
。
关于邓通，《史记》说文帝“时时如通家游戏”
，通亦“自谨其身以媚上”
，“文帝尝病痈，通常为帝唶吮之”
，证明他的爱文帝，在任何人之上，即太子以父子之亲亦有所不及。
韩嫣与武帝于读书时即相爱，及武帝为太子，更相亲昵，后又“常与上卧起”
。
《汉书》关于这两人的记载也因袭《史记》，没有很大的变动。
《汉书》说张放之于成帝，也常同卧起，且“俱为微行出入”
。
董贤在这许多例子中所造就的地位最高，年二十二，即为三公，哀帝兴会所至，甚至于要把汉家天下禅让给他。
《汉书》说他“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悦其仪貌”
，不久便出则参乘，入同卧起。
“尝昼寝，偏籍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
恩爱一至于此，“余桃断袖”
，向为同性恋的一个雅称，断袖的典故就托始于此。
属于第三类的例子是文帝的赵谈、北宫伯子、元帝的弘恭石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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