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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自我又使力比多进行对象贯注。
由于这些贯注而使自我贫乏不堪，如同它为了实现自我理想一样。
同样，自我的丰满还必须再通过对象贯注的满足，如同它通过理想的实现一样。
自尊的一部分是原始的，即婴儿自恋的残余，另一部分源于个体经验证实了的“全能”
（自我理想的实现），再一部分来自对象力比多的满足。
自我理想通过对象对力比多满足施加了严格限制，因为它使某些不相容的力比多通过稽查遭到拒绝。
若这种自我理想没有形成，那么性趋向将以性变态的人格形式表现出来。
相对于其他趋向，性趋向再次成为他们的理想，如同在童年期一样：这就是人们极力争取的幸福。
爱包括自我力比多向对象的移动，它具有驱除压抑和改变性变态的能量，它可以使性对象升级为性理想。
既然对“对象型”
（或依恋型）而言，爱产生于婴儿期爱的实现条件之下，那么我们可以说，不管是什么满足了这一条件，都是理想的。
性理想可以一种有趣的从属关系进入自我理想（egoideal）。
当自恋满足遇到真正的障碍时，性理想可以成为替代满足。
如果一个人的爱与其对象选择的自恋型相一致，就会爱过去之我（尽管现在已不复存在），或爱自己从不曾有过的任何优秀品质。
与此平行的公理可表述为：凡能成为理想而自我又缺乏的优秀品质均可以爱。
这种权宜之计对神经症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神经症者的过分对象贯注导致了自我的贫瘠，以致无法实现自我理想，于是，他们便通过性理想的选择（作为自恋型者不可能具备这些优秀品质），将力比多指向对象的挥霍过程拉回至自恋，便是爱的治疗（curebylove），一种他们通常偏爱的分析性治疗。
的确，他们无法信任治疗的任何其他机制，他们通常带着这种期望对待治疗，并将这种期望指向医生、病人由于过分压抑而导致的不能爱，实际上阻碍了这样的治疗计划。
在治疗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不情愿的结果是，病人部分地解除了压抑：为了得到所爱对象，病人拒绝继续治疗，一种爱着某人的生活持续了原来的治疗。
如果病人不会留下对帮助他的人的极有害的依赖，我们对这样的结果当然应满意。
自我理想为理解群体心理学（grouppsychology）打开了一条重要渠道。
这种理想除了具有个体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社会性的一面，它同时还是一个家庭、一个阶层或一个民族的共同理想。
它不仅限制了个人的自恋力比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同性恋力比多，从而使力比多返回至自我。
若这种理想不能实现，便会产生试图满足的愿望，从而解放了同性恋力比多，使之转化为罪恶感（社会焦虑）。
这种罪恶感起初是害怕父母的惩罚，或更确切地讲，是害怕失去父母的爱，此后父母将被无数的同伴所替代。
这样，在自我理想的范围内，对自我的伤害、满足的受挫，便成了精神偏执症的常见原因。
并且这种原因也变得更加明白易懂，既同于理想形成和自我理想升华的汇聚，又同于精神偏执症中升华与理想可能转变的复归（in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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