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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人高等教育需求的迅速膨胀，引发高等教育机会供给的增加，进而导致就业市场大学生供给的过度扩张。
根据教育成本收益理论，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教育的个人预期收益的增加要远快于个人成本的增加，而社会收益的增加速度远低于社会成本的增加速度（如图8-12所示）。
高等教育作为整个教育体系的最高层次，其受教育者个人收益远大于个人成本，而社会承担的高等教育成本却又超过社会收益。
换言之，个人接受高等教育，其收益主要由个人自己获得，而其成本却主要由社会承担。
在现实中，我国的高等教育除少量民办高等教育以外，公立高等教育一般都以远低于实际成本的学费价格予以提供，这就无形中刺激了个人或家庭对于高等教育的消费需求。
另外，出于个人或家庭对非人力资本积累因素的追求，例如对校园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教育获取社会声誉和地位、为自己建立社会网络和积累社会资本、显示自身能力的需要等，都会大大刺激个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这种旺盛的个人高等教育需求，引发高等教育机会供不应求的矛盾，必然刺激高等教育提供主体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供给，进而导致相应的就业市场上大学毕业生供给规模的过度膨胀，引发大学生供过于求的供求矛盾，造成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局面。
图8-12教育成本及收益
第二，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连续实施，是造成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供给规模急剧扩张的直接因素。
出于缓解日益紧张的高等教育机会供不应求的矛盾、拉动内需、延长就业链等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我国政府自1999年以来连续实施了高等教育的扩招政策，高等教育供给规模迅速扩大。
一方面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缓解了高等教育机会供不应求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导致就业市场大学生供给规模的急剧扩大，远远超出了社会对于大学生的吸纳能力，大学生失业现象增多就在所难免。
第三，社会有效需求增长滞后，对大学生的用人有效需求不足。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一直保持快速稳定的发展势头，经济总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且产业结构也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开始升级，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明显上升，社会对于高等教育产品（大学生）的需求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但是这并不能掩盖我国社会对于大学生需求增长的滞后局面，整个社会对于大学生的吸纳能力有限，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大扩招的背景下，这种需求不足的矛盾尤为突出。
第四，信息渠道、管理机制、思维观念、区域差异等因素也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
首先，我国的大学生就业渠道尚未完全建立，大学生就业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整个就业渠道不畅通，大学生就业需要更好的信息引导。
其次，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生分配制度的惯性依然存在，各种阻碍大学生自由择业的制度性障碍没有得到彻底消除，例如正在改革中的旧有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分割体系等，都对我国目前的大学生就业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最后，旧有的精英主义高等教育背景下形成的心理惯性也会阻碍我国大学生的正常就业。
原有的精英教育形成的优势心理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被冲击殆尽，但仍然有不少大学生抱着“天之骄子”
的心理定位，对社会严峻的就业形势认识不足，过于挑剔工作的类型与社会评价，“眼高手低”
，导致众多的选择性失业现象。
另外，导致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现实因素还包括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缺乏足够的支持性就业政策引导、其他偶发性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对大学生就业产生较为严重的制约作用。
（3）解决就业问题的途径。
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如果大学生大量失业现象得不到有效控制，不仅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还会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乃至整个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会引发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
现象蔓延，甚至会导致大学生群体的整体失落感，进而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但因导致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因素较为复杂，且大学生失业问题的发生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因此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仅任务艰巨，而且需要长时期的政策调整，才能获得比较理想的效果。
第一，应适当控制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速度，保持就业市场大学生供给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适度协调。
根据教育的反经济周期理论，教育发展周期与经济发展周期呈交错演化趋势，即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应适当控制教育事业发展，而在经济低迷时期，应当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对经济发展实行反向调节，为将来经济高速增长做好人才储备。
1998年前后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正处于低迷期，此时教育的反经济周期理论成为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但随着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加剧，应适当调控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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