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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现在正当我们学问饥饿的时候，对于追求真理的心事，异常迫切”
，所以“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绝对的自由研究”
。
这样从“表面上看来，所走的方向或者不同，结果总是对于文化的全体，得一种进步”
。
[25]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这些活动是在为守旧势力张目。
现在有的论者虽不赞成此说，但却又提出，因梁等的政治与学术背景，由他们出面接待这些学者，“自然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至少，这样一种安排阻止了罗素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最激进的政治、学术领袖的交往”
。
[26]这只是一种仅凭想象的诛心之论。
张朋园先生说，“共学社影响不单一”
，“论共学社译书所发生的影响，不能以一派的好恶而下断语”
。
[27]这持平之论同样适用于讲学社，但仍需加一句：共学社与讲学社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不仅适应了“五四”
后思想解放的潮流，而且开近代延请国外学者来华讲学的先河。
与此同时，梁启超对麾下的刊物也作了调整，如《时事新报》扩版，《解放与改造》杂志改名《改造》，体裁与内容都有所改进，以突出宣传新文化。
《学灯》并发表启事称：“新体诗歌及其他艺术上之创作，均极欢迎。”
[28]此外，“晨报副镌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对于新思想、新知识介绍之积极，不在新青年之下。”
[29]梁启超本人也毅然改用白话文写作，他的《欧游心影录》在南北报刊长时间连载，影响甚大，就是用的白话文。
他不仅自己用新式标点，尝试写新诗，而且还鼓励年轻人写新诗。
[30]如果我们注意到1919年初，当胡适得知主持《国民公报》的兰公武改写白话文时，曾兴奋不已，专门致书后者说：“我看了先生的白话文章，心里非常喜欢，新文学的运动从此又添了一个有力的机关报了”
；[31]那么我们就不难想象，其时梁启超这位老资格的思想家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定然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梁启超实已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
然而，梁启超终究缘游欧获致了反省现代性新的思想支点，故其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思考，较原有的主持者自然转进一层。
梁不主张苟同，这便是立异。
1920年7月初，蒋百里致书梁启超，建议即将出版的《改造》杂志创刊号主题“拟用新文化运动问题”
：“新文化问题虽空泛，然震以为确有几种好处：现在批评精神根于自觉，吾辈对于文化运动本身可批评，是一种自觉的反省，正是标明吾辈旗帜，是向深刻一方向走的（文字上用诱导语气亦不致招人议论）。”
梁启超回复说：“第一期中坚题原议为‘新文化我观’，细思略嫌空泛，且主张各不同，易招误会，似宜改择一近于具体之题……”
[32]这说明，梁虽高揭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但确有自己不同的思考；为避免误解和争论，主动改易题目，又显示其具有顾全大局的心胸。
周策纵先生认为，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可被视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
。
[33]这固然是对的，但需指出两点：一是语境的重要。
在欧洲，尼采的这句名言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宣言书，而胡适引以概括新思潮的意义，无疑却是要彰显其反传统的锋芒。
二是见仁见智，此言内涵具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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