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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自由化的促进作用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资金严重短缺。
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提高名义存款利率和控制通货膨胀率以增加实际货币余额需求。
政府当局通过提高持有货币的实际收益率，使货币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价值储藏手段，从而有效地增加实际货币余额需求和货币积累，使货币成为投资的一条渠道，资本积累就会借助这条渠道进行，即实际利率提高，实际货币余额需求增加，进而形成实质资本的积累，促进投资增加，最终拉动经济的发展，这就是麦金农所说的“导管效应”
（见图1-3）。
图1-3利率的导管效应
（2）金融自由化的风险成本
首先是利率及汇率自由化的风险。
斯蒂格利茨和维斯指出，利率抑制和信贷配给既可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也可能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金融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行为的结果。
利率和贷款回收率共同决定金融机构的收益。
在实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同时，不应该也不能忽略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必须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现实基础，即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工业化初期，落后的“二元性”
金融体系，资本市场不完善，市场混乱，法制不健全以及监管部门“监守自盗”
，存在大量的腐败行为，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程度广泛且深入，很难避免利率不断攀升的竞争化格局。
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利率自由化后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带来的直接的负面效应是投资规模的收缩、投资效率的降低及银行利润的减少。
汇率调整直接影响一国的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进而影响到经济的稳定。
一国如果采取针对少数国家的盯住式汇率，就必须时刻注意国际经济形势和汇率走势的变化，根据需要调整相应的政策，避免汇率的波动给国际炒家以可乘之机。
其次是金融业务与机构准入自由化的风险。
金融业务和机构准入的自由化，加剧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竞争，降低了银行的特许权价值。
如果银行行为本身受到扭曲，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那么金融自由化很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发展中国家通常没有健全的存款保险制度，但是银行却往往获得政府的隐性担保，倾向于保全银行而不是实行破产方案，这种隐性担保导致银行行为的巨大扭曲，在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银行就会有极大的动力去追求风险收益，同时由于政府对银行的监管措施跟不上，银行业的道德风险凸显。
发展中国家发生的三次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警示我们，当金融自由化带来新的冒险机会时，这些规章与监管的弱化体系无法控制和承受由政府隐性保护体系造成的道德风险，并使风险得到进一步积累和强化。
绝大多数银行在金融自由化后从事高收益、高风险的业务，金融机构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和证券投资的风险，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
1.3.4金融约束与经济增长
“二战”
后东亚经济飞速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的精彩表现，有力地拷问着金融压抑理论的说服力。
在这一背景下，以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于20世纪90年代末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提出了“金融约束论”
。
1.金融约束的含义
金融约束是指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包括对存款利率加以控制、对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金融市场进入加以限制以及对来自资本市场的竞争加以限制等，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即取得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产生的收益的机会，这种租金能够促进市场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进程出现了大量问题，并且连续在拉美、东亚地区爆发金融危机，引起理论界对金融自由化理论和途径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赫尔曼、穆尔多克、斯蒂格利茨等人根据有关东亚经济，尤其是“二战”
后日本经验的研究成果提出来一个用于分析政府干预的新政策框架。
他们认为，对发展中经济或转型经济而言，推行金融自由化收不到预期效果，所以有必要采取另外的政策——金融约束，从而可以带来相对于自由放任政策和金融压抑政策下更有效率的信贷配置和金融业深化，对发展中国家维护金融机构的安全经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推动金融业发展的进程极为重要。
2.金融约束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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