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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取得革命应该提供的生活权利——充分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机会等等，无套裤汉希望建立一个由人民直接控制的民主制度。
索布尔认为，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革命政府（救国委员会）并非作为整体敌视无套裤汉，而是根据历史提出的具体任务把精力用于动员国家的全部资源以战胜内外敌人。
当无套裤汉运动的经济政治要求得不到满足而构成对革命政府的威胁时，罗伯斯庇尔等领导人才加以镇压。
对此索布尔表示“惋惜”
。
他不仅肯定无套裤汉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而且承认无套裤汉运动的传统长期存在于后代的意识中。
尽管有的历史学家对索布尔的某些结论（例如认为救国委员会以所谓1794年3月起义为借口来镇压无套裤汉运动，从而使罗伯斯庇尔在热月政变时失去了支持）表示怀疑，但这丝毫无损于索布尔对无套裤汉及其运动的全貌的丰富而生动的描绘。
在研究革命时期城市人民运动方面，索布尔确实开辟了一个新天地[9]。
索布尔关于无套裤汉的巨著确立了他在法国革命史研究中的卓越地位。
1959年8月他的老师勒费弗尔去世。
11月，经过选举，索布尔参加了罗伯斯庇尔研究会的主席团并担任该会秘书长，《法国革命史年鉴》的编辑责任实际上也落到他身上。
勒费弗尔遗言委托索布尔负责整理他的著作。
索布尔费了很多精力整理、订正、出版和再版勒费弗尔的手稿、讲义、专著，计有《奥尔良研究》（2卷，1962—1963年），《法国大革命研究》（1963年），《旧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期的瑟堡》（1965年），《法国大革命》（1968年），《拿破仑》（1969年），《近代史学的诞生》（1971年），《督政府时期的法国》（1977年），《论历史学》（1978年）。
索布尔对勒费弗尔的学术遗产，有继承，也有发展和修正。
例如，索布尔根据自己20多年对农民问题的探索结果，提出了与他的老师不同的方法和观点[10]。
在研究方法上，索布尔认为在旧制度下有3方面的问题必须研究清楚，否则不足以说明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核心作用：封建榨取，地产分配，农村公社的存在。
但勒费弗尔对第一方面问题（即封建权利及其废除）和第三方面的问题（即农村公社及其在革命时期的逐步瓦解）都轻轻带过，未予足够的重视。
更重要的是，索布尔不同意勒费弗尔对农民在革命中的要求的性质和作用的估计。
大家知道，勒费弗尔一贯强调农民运动在革命中的独立性，他们的反封建斗争在1789—1792年之间强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
但是勒费弗尔认为农民在反封建的同时也反对资本主义，大多数农民（从小地产主到农业工人）都要求保持一块小地产、瓜分公地，保存传统的农村公社，换言之，即保存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方式。
他们向后看，要求恢复或维持过去的一套。
这些要求显然阻碍了农业的商业化和资本主义改造，妨碍了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
因而勒费弗尔断定，农民平均主义在经济上是后退的。
这种把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归诸小农经济普遍存在的观点，在历史界是很流行的。
索布尔企图推翻这一观点，他认为19世纪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不但不应该从小农生产大量存在中去找寻，而且应该归诸这种小农生产还不够普遍。
索布尔和他的学生们的研究证明，法国革命并未彻底消灭大地产，这些大地产虽然已经不属封建性质，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仍旧归贵族所有，征收地租；租佃制、分成制大量存在，有的地方甚至保存什一税、半什一税，直到20世纪初，这些才是真正落后、倒退的生产方式，才是妨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阻力[11]。
他指出：“19世纪法国农业发展的消极方面，与其说是由于小农强加给革命资产阶级的东西，包括如勒费弗尔所断定的农村公社的长期存在，不如说是由于小农未能从革命中夺得的东西：破坏大地产与消灭地租。
……因此，法国日后资本主义的落后乃由于农民革命的不完全性，由于广大农民未能把他们的‘革命道路’贯彻到底。”
[12]
索布尔这里所谈的“革命道路”
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20章所分析的由封建关系向资本主义关系过渡的两条途径之一[13]。
索布尔在研究法国革命的农民问题时，不仅注意到旧制度末期法国社会的特殊结构，从而说明农民运动以及整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而且联系到法国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特殊道路问题。
他的视野比勒费弗尔更广，能够把法国由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方式放在世界范围内加以观察，作比较研究，并参照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展开争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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