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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英国、法国过渡的道路与意大利、德国、波兰、日本过渡的道路进行对比，以区别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与自上而下的妥协道路；同时又在采取同一条道路的国家之间（如英国与法国）进行对比，以揭示过渡的各种途径的一致性与分歧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索布尔坚持研究阶级与阶级斗争，研究群众运动，研究社会经济结构，研究历史发展的“倾向性规律”
，但他并不忽视人物、事件和思想的作用。
他先后组织了几次大型讨论会：1960年巴贝夫讨论会[15]，1965年吉贝尔·昂姆讨论会[16]，1965年罗伯斯庇尔讨论会，1967年圣茹斯特讨论会[17]，1969年纪念拿破仑诞辰200周年讨论会。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索布尔对巴贝夫与巴贝夫思想与活动的研究。
在1960年举行的巴贝夫讨论会上，索布尔提出论文：《巴黎各区人员与巴贝夫派人员》[18]，研究平等派密谋的拥护者的社会构成。
他根据可以查考到的各类名单，核对平等派密谋的拥护者与曾参加共和二年巴黎各区活动的人物之间的关系，用以说明无套裤汉与巴贝夫运动二者之间的继承关系与差异。
在这次讨论会上，索布尔被推选与苏联历史学家达林（Daline）和意大利历史学家萨义达（Saitta）共同主持出版《巴贝夫文集》。
1966年，他们编出了《巴贝夫手稿和已出版著作总目录》[19]。
《巴贝夫文集》法文版第1卷，出版于1977年，索布尔为此写了题为《巴贝夫、巴贝夫主义和平等派密谋》的导言。
他根据新出的文献指出，巴贝夫的共产主义不仅是乔治·勒费弗尔所说的分配的和消费的共产主义，而且是生产的共产主义。
索布尔也不同意马迪厄所说的，巴贝夫运动只是在1794年和1795年被排挤出政权的雅各宾主义者为重新掌权而策划的，他详细地论证了这是巴贝夫及其战友为实现一个新的理想的革命行动。
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索布尔还坚持同来自“左”
右的各种歪曲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和观点展开论战。
除了上述出现于40年代的以盖兰为代表的拔高无套裤汉、诋毁罗伯斯庇尔的“左”
的倾向外，50年代又出现了以美国帕尔默（Palmer）为代表的抹杀、贬低法国大革命的“大西洋革命论”
，以英国考本（）为代表的反对以社会原因解释法国大革命的“革命神话论”
。
到60年代中，法国孚雷（Furet）和李舍（Richet）又提出了“优秀人物论”
、“三种革命论”
和“革命侧滑论”
；美国爱森斯坦（Eiseaylor）则企图从根本上否定资产阶级这个概念，从而否定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
索布尔在各种场合对这些“修正企图”
加以分析批判[20]。
与此同时，索布尔加强了对法国大革命的正面阐述及普及工作。
1962年出版了他的《法国革命史简编》。
这部著作不是1951年的《法国革命1789—1799年》的增订版，而是包含10多年独创性研究的新概括。
此书主线明确而又不把历史简单化，在突出主要矛盾的同时还细致地分析了各种次要矛盾。
继此之后，他又为法国《知识丛书》撰写了《法国大革命》、《督政府与执政府》、《第一帝国》[21]。
此外，他还写了《第一共和国，1792—1804年》。
为了追根溯源，索布尔晚年把研究范围上推到革命前的旧制度，出版了《革命前夕的法国》、《文化与法国革命》第1卷：《旧制度的危机》、《启蒙世纪》。
他还参与了布罗代尔（Braudel）与拉布鲁斯（Labrousse）主编的《法国经济与社会史》第3卷，负责撰写1789—1815年部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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