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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年鉴派与结构主义史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攻，索布尔是如何应战的呢？这里涉及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作为社会史家，索布尔并不拒绝应用其他社会科学如人口学、统计学、心理学、经济学等提供的工具，包括计算机。
他对年鉴派初期的贡献也是肯定的，并适当运用“结构”
、“局势”
、“长时段”
、“心态”
等概念。
但对于年鉴学派贬低个人与事件的作用以及过分重视经济史、忽视社会史的倾向，他是持否定态度的。
索布尔认为，对于社会史来说，计量法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但计量不能离开人，离开社会的人，离开阶级的人。
如果只看到物价的升降而不问这些变化使谁贫穷，使谁发财，为何贫穷，为何发财；如果只计算地产的分配，而不问这些地产的性质（封建还是资本主义）以及剥削关系和程度，这对一个历史家，特别是社会史家来说是不能想象的。
索布尔也并不排斥对各种“结构”
——经济、社会、思想结构进行分析。
他承认在历史的一般运动中，结构既是历史的支柱，又是历史的障碍。
然而，他说：“历史家的职务主要在于揭示结构的运动、它们的变化原因和过程，确定事件和这种运动相联系的方式。
结构主义的分析倾向于解剖结构，而历史的分析虽然也有同样的要求，但它要进一步了解结构的运行。
对历史分析来说，重要的是变化。
它超越‘共时性’，包含运动，即‘历时性’，还要说明其运转方式。”
[23]总之，索布尔认为历史家关心的是结构的演进、衰退和死亡，旧结构如何为新结构所代替；而这种演进、衰退、死亡的动力乃存在于结构内部而不在外部，是结构本身包含的各种矛盾推动着它的变化过程。
他说：“结构主义用固定不变的范畴来思考；历史学则排斥这些范畴，因为它的雄图和目的是理解人类社会的运动。
如果依照结构主义的分析，历史学所提供的真实仅仅是一些断断续续的固定不变的图像，它就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24]这是对当代颇为流行的史学理论和实践的有力批判。
索布尔逝世后，陆续出版了他生前已完稿的《文化与法国革命》第2卷（1982）：《法国革命》；第3卷：《拿破仑时期的法国》（1983）。
这部1600多页的巨著包含他对18世纪后半至19世纪初叶法国历史研究的结晶。
这是一部法国从封建末期到资本主义初期的真正社会史，它具体描述各阶级状况的演变和斗争，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逐步形成。
图文并茂，年表及参考书目齐备，科学与文化大事罗列无遗。
另一部著作《革命者画像》（1986）是索布尔在1958—1982年间所写的短文、序言和讲演，内容集中在对革命人物的素描和评论，包括德穆兰、圣茹斯特、昂姆、库通、罗伯斯庇尔、埃贝尔、格雷古瓦尔修道院长克卢茨、塔里安夫人。
索布尔从未写过一本革命者的传记，他曾对我说：“写传记比写一部历史更难，有一个出版社曾约我写一部丹东传，我犹豫不决，最后终于谢绝了。”
从这些人物画像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索布尔评论历史人物的观点和方法。
他从不苛求于古人，包括对塔里安夫人那样的多变人物；也不美化革命者，例如他指出圣茹斯特的严重缺点：不了解经济问题，缺乏历史观点。
他认为“历史家不是检察官，史学的责任不是审判，而是使人理解。”
[25]
我第一次结识马利乌斯（最亲密的朋友都这样称呼他）是在1979年5月。
此后3年，我每年都有机会和他晤叙：1980年在布加勒斯特，1981年在北京、上海，1982年又在巴黎，每次都受到了极大教益。
有一件事使我铭记终身：1979年5月中我抵达巴黎那天（距前一次访问法国已隔了23年），索布尔刚从亚眠讲学回来，马上到巴黎大学附近我的住处来看我，一见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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