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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穷僻，所以并不知看报可以帮助科考。
山西有《晋报》，始于1901年秋岑春煊抚晋时。
而刘氏日记中提到读报，还要略晚，约在一两年以后，其所读也与科举考试全无关联。
即使在那时，我们也可从他阅报的时间与所阅报纸的出版时日看到近代信息传播不同步的现象。
从刘氏所阅报纸看，他开始阅读的山西《晋报》一般是两周以前出版的，而他首次提到读外地的《中华报》，是在1906年，所阅者为70天以前的。
到辛亥革命以后，信息流通的速度显然加快，他在1914-1915年提到读《申报》和《大共和报》，都只差七八天。
到1917年，又提到阅《顺天时报》，只差两天，与阅本省的《晋阳日报》同。
[29]此时可以说已没有什么差异了。
也就是说，要到民国初年，山西较开通的地区才与全国的主流信息渠道同步。
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整个社会的变化甚快，但各地变化的速度又不一样。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全国实已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
。
[30]用刘氏自己的话说，即“中国渐成洋世界”
；[31]这里的“中国”
和渐成的“洋世界”
，正是当时从价值观念到生存竞争方式都差异日显的两种“世界”
的表征（非刘氏原意）。
要能够沿社会阶梯上升，则必须按其中之一的“洋世界”
的方式竞争。
读书考试做官的路径还没有变，但考试要求的内容已改变；这已足以将相当一部分士人拒之于新的上升途径之外，僻处乡野的刘大鹏及其同类士人实已不能“预流”
。
其结果，在趋新大潮的冲击下，科举考试已可能凭机遇（生长在口岸就比内地占先手）而不是作文的本事（八股文的优劣是一事，大家考同样的东西至少体现了竞争的公平），考试的公平性和所选出之人的代表性均已不及以往。
重要的是，像刘氏这样的读书人，虽然对新学有较强的抵触排拒之意，却主要是因信息的不流通而追赶不上社会的变化；他们的确不满这些新变化，但仍存追赶之心，也有追赶的实际行动。
刘氏自己就一直在补习新学。
而且，山西省城各书院在义和团之后改为大学堂（即李提摩太促成并经手的山西大学，是当时除京师大学堂之外中国唯一的一所“大学”
），该校不仅“延洋夷为师”
，且“所学以西法为要”
，这是刘氏平时最为切齿的。
他听说有数位原有的中国教师因“闻洋夷为师而告退”
，盛赞其“可谓有志气者也”
。
但当他获悉该校还要补招二十余名学生时，立即由隔县的教馆赶回家让自己的儿子去报名应考。
[32]由此可见，只要读书仕进这条路不断，像刘大鹏那样的士人对新学是既不满又要追赶。
但由于不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中的大多数终于不得不名副其实地落伍了。
刘氏起步既晚，又不愿舍弃孔孟“正学”
，对新学也确实颇有抵拒之心，所以追赶的速度就慢。
在他于1903年又一次落第后，才进一步醒悟到，其他士人“舍孔孟之学而学西人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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