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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1943年强调指出：“中国文学要有前途，首先要有中国人……我记起古时一句老话，士先器识而后文章，我觉得中国文人将来至少须得有器识，那么可以去给我们寻出光明的前途来。”
[6]1943年时能预见抗战胜利者尚不多，这段话只有与民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
时士人所说的“知吾国即亡，而收拾民族之责仍然不了”
[7]相对看，才可见其语重心长之所在。
中国读书人的超越意识一向甚强，所以在“亡国”
还较遥远之时，就常有“亡后之想”
。
[8]但在生存问题解决之后，“器识”
的表现，或许仍在能有相对超越的思考。
其实，西人稍早也曾有类似思考和追求。
1934年，在瑞士的苏黎世成立了“民族主义国际行动”
这一组织，简称“民族主义国际”
。
这是一个以谋求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国际学术研究机构，主要成员是欧洲大陆的知名国际法学家和国际经济学家。
当年12月，该组织在柏林召开了第一次大会，有二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
他们认为，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最有效的和平宣传不是宣传“国际主义”
，而是宣传以国际理解与合作为根基的“新民族主义”
，即一种主张每一民族都应尊重他民族的爱国爱族主义（patriotism）。
并进而提倡一种科学取向的“有机的民族主义（ani）”
，主张国际秩序不应建立在国与国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民与民的基础上，就像自然界的有机体一样。
在不破坏既存国家的前提下，他们希望将威尔逊提倡的“民族自决”
落实到各民族的“文化自主（culturalautonomy）”
之上。
[9]
这一追求不久即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湮灭。
在战争形势下，有排外或暴力倾向的民族主义恐怕才最容易为人接受。
但随着战后世界范围和平的长期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又出现类似的理念。
乔诺维兹（MorrisJanowitz）认为：爱国主义可以引发出各种形式的信念和行为：它既可导致增强一个民族国家道义价值的表现，也可能造成一种狭隘心态的排外行为。
而考虑到世界范围内各国广泛的相互依存，“爱国主义的形式和内容都需要进行‘更新’，使之能既有利于民族目标，又能增进世界秩序”
。
[10]这样，20世纪晚期西方的新观念，似又趋近于从先秦起就一直萦绕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思考：怎样形成一种“以不齐为齐”
而兼顾国家与天下利益的世界新秩序？
孔子曾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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